泰坦尼克号沉没后，中国乘客的存活率最高？导演罗飞拍纪录片解密

摘要：我是罗飞，一位在上海生活了 27 年的英国纪录片导演。我有两样东西，一张 SD 卡和一本笔记本，它们分别代表着现代高科技与传统方式，是我拍摄纪录片时记录故事的工具。而我要讲的，是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乘客的故事，相关纪录片《六人》，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纪录片导演罗飞带来了关于泰坦尼克号上中国幸存者的故事。

我是罗飞，一位在上海生活了 27 年的英国纪录片导演。我有两样东西，一张 SD 卡和一本笔记本，它们分别代表着现代高科技与传统方式，是我拍摄纪录片时记录故事的工具。而我要讲的，是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乘客的故事，相关纪录片《六人》，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起初，我并不想涉足这个题材。毕竟，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已家喻户晓，我刚拍完一部历史题材影片，不想这么快再拍类似故事。但当我跟朋友们，尤其是中国朋友提及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时，他们的惊讶与期待让我改变了想法。“真的假的？船上有中国人？” 他们的反应促使我踏上了探寻之旅。

罗飞

在西方，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广为人知。1912 年 4 月 14 日，号称 “永不沉没” 的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约两个半小时后沉没，2000 多名乘客和船员中仅有 700 人幸存。幸存者抵达纽约后，媒体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妇女儿童优先” 原则受到赞扬，而那些强行登上救生艇的人，包括六名中国幸存者，却遭到了批评。可我觉得事有蹊跷，“妇女儿童优先” 原则似乎只在提及泰坦尼克号时才被强调，我们不应以当时的道德标准去评判，而且大公司未提供足够救生艇才是众多人丧生的重要原因。

关于幸存的中国乘客，谣言和传闻不断，有人说他们偷偷登上救生艇，抢了妇女儿童的位置。但如果是这样，为何 16 艘左右的救生艇离开泰坦尼克号时还有很多空位？所以，我坚持以证据为基础，把这部片子当作侦探片来拍，没有新鲜证据，就没有拍摄的价值。

寻找证据困难重重。我们仅有上船和幸存的两个名单，上面显示有 8 名中国乘客上船，6 名幸存。多数幸存者受到英雄般礼遇，而这 6 名中国人却因排华法案不被允许下船，还被警察押送上了前往古巴的货船，此后便无人再提及他们。

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新证据，弄清楚他们是谁、来自中国哪里、泰坦尼克号事件后去了何处。其他幸存者都能找到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可这些中国幸存者却无人认领。

我和主研究员史蒂文・施万克，运用历史学家的工具，去档案馆、博物馆查找官方记录，还通过研究中国的家谱、族谱寻根溯源。我们曾做过记者，深知记者寻找人的方式与历史学家不同，于是从互联网入手，寻找现代中国人探寻先辈与泰坦尼克号联系的痕迹。

几周后，我们发现了一个 10 年前的在线聊天记录。一名叫汤姆的男子纠正了关于中国乘客的讨论，提到幸存者 Fang Lang，还称自己可能是 Fang Lang 的儿子。之后他便沉默，账户也没了动静。不过，我们发现他的账户名还能看到，便用这个账户名在各个平台给他写了几十个电子邮件。两周后，汤姆回信了。两个月后，我和施万克飞到芝加哥见到了他。

汤姆给我们展示了两张父亲的照片，照片上手写的名字不同，一个是方森，一个是方荣山。汤姆是华裔美国人，会说粤语但不识字，没注意到名字差异。通过与他交流，我们开始了解方荣山。

原来他是在美国生活了 30 多年的非法移民，六十几岁成为美国公民后才结婚，所以和儿子年龄差距大，且他从未向儿子提及泰坦尼克号的经历。

2019 年夏天，我们团队来到广东省台山外海的下川岛。台山在研究中意义重大，有证据表明至少两名中国幸存者来自这里，包括方荣山。我们去了台山四五次，在下川岛的村子里，找到了方荣山的侄子方少英。

方少英小时候见过方荣山，我们花了几天时间采访他和家人。他们知道方荣山 1910 年离开中国，遭遇海难，但没听说过泰坦尼克号。方少英回忆，方荣山从美国寄了很多信回来，可信和照片都已丢失。

方荣山的侄子方少英。

施万克询问信的内容，方少英想了想，念出一首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有三四个，抹干眼泪笑呵呵”。后来发现因方少英口音问题，第三行应为 “兄弟一起有几个”。这首诗完美描绘了方荣山落水抓木板幸存的场景，证实了方荣山就是 Fang Lang。

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当天上午拍完方少英的采访，下午我们来到一个被认为是台山幸存者 1910 年离开中国前往泰坦尼克号的海滩，计划在此举行告别仪式并拍摄作为电影最后场景。晚上，摄影指导发现拍摄诗歌故事的 SD 卡不见了，我们找遍酒店、面包车和道路都没找到，猜测可能掉在沙滩上，但晚上在一公里长的沙滩上根本无法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