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对比研究、文本分析、神话原型理论及“情绪-共情”观点等方法或视角探讨《哪吒之魔童闹海》如何在讲好系列故事的同时引起大众共鸣共情的原因，以期为未来神话改编类作品、系列生产类作品、情绪叙事类作品提供参考借鉴。研究发现，该片强调“我即为我”的主体精神，并在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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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浩
，山东德州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影视理论与批评研究；
吴岚清，湖北十堰人，河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硕士生。
【摘 要】本文以对比研究、文本分析、神话原型理论及“情绪-共情”观点等方法或视角探讨《哪吒之魔童闹海》如何在讲好系列故事的同时引起大众共鸣共情的原因，以期为未来神话改编类作品、系列生产类作品、情绪叙事类作品提供参考借鉴。研究发现，该片强调“我即为我”的主体精神，并在神话现代转化叙事中内置了强主体性意识进行叙事，以此促进大众进行自我指认、肯定自我、认同自我，使大众在自信式情绪叙事中获得满足感。该片打破了二元对立叙事，并瓦解了规训叙事，这种打破与瓦解，与当下大众对于腐朽规训的反叛情绪有着高度一致性，进而促进大众进行情绪宣泄。此外，该片在自信情绪营造，促使受众进行反抗式情绪宣泄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温暖温馨情绪的营造。该片通过将家庭伦理叙事内置于“神话-现代”叙事的方式，颠覆了神话文本中哪吒家庭叙事模式，营造了家庭美美与共的情绪氛围，在发挥抚慰作用的同时，也传递了家庭文化理念代际传承与守护的主题。
【关键词】《哪吒之魔童闹海》；“神话－现代”叙事；情绪动力学；家庭伦理叙事
2025年春节档，《哪吒之魔童闹海》（饺子，2025）（以下简称《哪吒2》）一骑绝尘，根据猫眼票房数据，截至2025年2月17日晚19时30分，仅上映二十天的《哪吒2》，便斩获了120.04亿元票房，进入全球电影史票房TOP10之中。若将《哪吒2》放置于“哪吒系列”这一序列，以及神话改编电影如何在改编成功基础上进行“改编续改”的问题下，就可以看到《哪吒2》的不易之处。众所周知，系列的第二部或系列品牌的营造，在中国电影市场内是不易的，多年来，能够维持口碑较好的系列作品寥寥无几，尤其是“系列2”常常面临一种“系列魔咒”——系列2不仅需要迎合系列1固有受众的固定期待心理，还要做到在创意期待上满足新老受众两个群体的审美诉求。而《哪吒2》的前作《哪吒之魔童降世》（饺子，2019）（以下简称《哪吒1》）又是一部强影响力、品牌期待值较高的作品，这显然让《哪吒2》其生产与创作面临巨大压力。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饺子，2025）海报
另一方面，《哪吒2》又是一部“神话改编再改编”的作品，因为《哪吒1》已然将耳熟能详的哪吒故事进行了十分大胆且颠覆性的改编，在这种情况下，《哪吒2》在故事创作时便需要面临改编上的难题：一是以往大众记忆深刻的“哪吒故事”（哪吒出生、哪吒英雄成长等）都已经在《哪吒1》中基本上“讲完了”，那么，《哪吒2》讲什么？如何续讲，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二是《哪吒1》本身就是一部“神话现代化改编”的故事，而《哪吒2》显然要在《哪吒1》“神话重构”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神话再重构”，这便要求这种“二次编码”叙事既要与“神话故事”密切相关，又要与《哪吒1》所搭建的“神话宇宙”密切联系；三是《哪吒1》实则依靠个人对命运的反抗式“反英雄”与“英雄成长”叙事互文的方式让大众得到情感慰藉，那么，这便给《哪吒2》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在《哪吒1》的基础上再一次释放大众的情绪情感。
显然，在几重“魔咒”甚至几重“难题”下，《哪吒2》依然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其对受众内心宣泄情绪的某种关注与尊重及书写，以及其趣味横生的神话再生故事逻辑，依旧值得未来诸多动画电影乃至中国整体电影学习。由此，本文将带着其如何跨越“系列魔咒”与如何延续系列吸引力的问题，深入探讨《哪吒2》的叙事法则与情绪路径。
一 神话二次编码中的“现代性主体意识”内置及自我指认式情绪策略
如上文所述，《哪吒1》对哪吒故事进行了第一次的神话现代化再编码与再改编，而《哪吒2》需要在续讲《哪吒1》之现代神话故事的同时，再对“哪吒故事”进行二次神话编码。所谓“神话－现代”叙事，也便在其中得以呈现，即故事与形式在神话原型与现代原型之中不断穿插、互文、互动。以往，神话再续或神话重构式故事往往是在情节基础上重构人物，即“大情节与大众想象一致”但“人物或小情节与大众想象有所不同”，《哪吒1》便是如此。但在《哪吒2》的创作中，大情节显然已经在《哪吒1》中所用无几，《哪吒2》需在“小情节”中联系、建构出一个新的“大情节”，这显然比之前神话故事主体和角色改编或小情节改编的作品难度更大。而在此过程中，《哪吒2》实则仅仅用的是“哪吒闹海”这一个情节对哪吒神话故事进行了现代性重构与再编码——改变了“哪吒闹海”的源动力与哪吒闹海前后的逻辑，只是将“哪吒闹海”这一符号运用到故事之中，但故事已然超越文学神话故事中原来的“哪吒闹海”故事。
在此二次编码过程中，身份确认问题及“我如何定位我、我如何看待我”这一问题，依旧延续了《哪吒1》的路径，但也有突破。《哪吒1》中的“我”面临的是“出生论”“宿命论”的挑战，最终“我”不屑于“出生为何”，不屑于“社会规训”，而成为“我”——哪吒在经历诸多社会性层面上的被不认同、被孤立、被批判后，最终成为“我”，拯救大众。而《哪吒2》中，“我”面临的是“我如何在既定规制上成为规制内的社会规训内的高人”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哪吒2》中哪吒是想要如《水浒传》中“宋江”一般向着某种规制“投诚”的——尽管他表面不屑于规制对他的认可，但实则也想通过规制来证明自己的才能。由此，《哪吒2》的前半部分叙事也因此展开——“哪吒如何在规制内成为规制或者社会广泛意义上的优秀人”的故事。但其核心魅力也在于此——当哪吒无限地根据规制制定的“二元对立”法则来惩罚“坏人”“反派”时，却发现世界并非非黑即白，世界规制中的好与坏、正与反，似乎是被人所建构的。由此，这时“哪吒”这一“我”便面临新问题——在渐近规制中的正派身份时，是服从，还是反抗？最终“哪吒”选择反抗。由此，一种反规制叙事得以生成。
也就是说，如果说《哪吒之魔童降世》是一场“向内探寻自我”的反英雄成长叙事，那么其续篇《哪吒2》则展开一幅“向外寻找自我”的英雄成长图景。如果第一部哪吒讲述的是“个人与命运”的矛盾抉择，那在第二部中，就是在“个人与世界”中的复杂冲突与挣扎。《哪吒2》哪吒为了重塑敖丙的真身，踏上了前往天庭玉虚宫的修仙之路。电影的前半部分，哪吒历经重重捉妖试炼，希冀通过正统的仙界考验来证实自我价值。他豪言壮语中的“小爷就要当神仙”，展现出他对于“他者”认可的渴望，以及希望通过“他者”来建构自我。在与兄长相逢时的逃避行为，展现了哪吒对自己魔丸身份的内心排斥与矛盾。然而，当天庭作为陈塘关悲剧的真正幕后黑手被揭露，以及母亲为挽救孩子而做出的牺牲，这些激励事件和压力系统成为哪吒反抗天庭、决心扭转世道的关键转折点。在肉体的痛苦与撕裂中，哪吒经历了精神上的涅槃重生。天庭，这个一度象征着无上权威的神圣结构，在哪吒的权威体系认知中逐渐崩塌。当他洞悉陈塘关百姓无辜牺牲实为天庭铲除异己、巩固阐教地位的牺牲品时，内心的愤怒与悲痛达到顶点，推动他超越了“他者”的规训，致力于恢复世间的公平与正义。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饺子，2025）海报
这种超越“规训”或“超越规制”而认可“自我的判断”，实则便是一种现代性主体意识的内置。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应该是人的现代性，而人的现代性，在现代性中所表现的，便是人对自我主体意识的确认与信赖。[1]陈旭光教授在论第六代导演时，曾以导演张元为例，强调他的创作风格就是不按照常规规制出发进行创作，表达第六代导演的现代性其实是一种能够避免大众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的现代性，即一种“我即为我”的现代性主体意识——第六代导演“所追求为我们在现代性日益膨胀的今天，于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保持平衡与适当的张力，为社会的多元、健康、均衡的发展，为人的全面自由的解放，为保持情感与理智、‘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合适的张力，为现代人的精神平衡、人格完善，防止‘单面人’的倾向功不可没。”[2]事实上，《哪吒2》中哪吒的反抗，也是一种现代性反抗社会将人规训为单面人的反抗。这种“单面人”在《哪吒2》中一众“阐教”捉妖弟子的身上便可以看出——这些捉妖弟子，都成了麻木的机器与“符号”，只等师傅发号令，却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显然，在此过程中，哪吒的成长轨迹，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个体抗争，到“小爷是魔，那又如何”的“反规训”宣言，构成了一种对传统权威与规范的反叛书写。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个体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对既有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的深刻质疑与挑战。
有学者曾提出“共情-情绪”学的相关观点：“共情不是一个单维的心理结构，而是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情绪分享过程是刺激驱动的自动化的过程，而认知调节过程会对情绪分享过程产生调节作用，两个过程既彼此独立又互相作用，以确保个体社会适应的灵活性。”[3]事实上，电影传播的一个前提是共情后的“自来水”传播，而借此“共情-情绪”传播观点可以看出，影片正是在通过一个自我指认的确定性情绪加强策略，给受众带来一种情绪的“确定性”慰藉，并以此促进受众达到“共情”，进而促进影片进一步传播。影片这种认清现实毅然决然与现实规制背道而驰的叙事逻辑，无疑也让诸多观众有了一种“自我指认”的情绪动力——在当代社会中，“我”的价值不需要通过投诚某种广义上的既定规制所获得，其核心与终点，都在于“我”自己的认识。这种助益大众“自我肯定”“自我指认”式的叙事策略，无疑能够通过让大众增加自我认同的认知方式，让大众情绪得以宣泄，且能够达到一种从“情绪体验”到“情感共情”的效果。
二
“超越二元对立”的“神话-现代”叙事及其“规训瓦解”式情绪宣泄策略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在《多重立场：与亨利·隆塞、朱莉·克里斯特娃、让-路易·乌德宾、居伊·斯卡培塔的会谈》中提出：“在古典哲学的对立中，我们所处理的不是面对面的和平共处，而是一个强暴的等级制。在两个术语中，一个支配着另一个（在价值论、在逻辑上等），或者有着高高在上的权威。”[4]这种“二元对立”叙事实则在影视作品尤其是玄幻魔幻类正派攻打反派等故事中常常作为叙事源动力出现。二元对立在神话故事中较为常见，反派、正派；好人、坏人；对、错等都成为一种无形的“指标”或“大山”，压在神话人物的人设上，更在广义上以一种“神话原型”的意识属性，压在很多人的意识中。《哪吒2》尝试进行一次“超越二元对立”叙事的尝试。这种超越，比较典型的便体现在“反英雄”叙事或对“反派角色”的超越式塑造上。这里，尤其以“申公豹”为典型。申公豹作为第二部中的核心反派人物，其形象复杂而立体，令人既感痛惜又心生怜悯。他的命运轨迹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对权力、身份与命运的多重叩问。申公豹身为妖族，始终被世俗的偏见所束缚。正如第一部所揭示的：“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如何努力都无法挪动。”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不仅来自外部社会，也内化为他对自我身份的焦虑与挣扎。到了第二部，父亲训练小妖怪们时——“拼尽全力，才能逆天改命，得道成仙”构成了申公豹个人悲剧的闭环。
申公豹的“反派”（反权威、反规训）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依附与被抛弃的无奈中逐渐形成的。他怀着全家的期望，刻苦修炼，力求通过升仙选拔改变命运。然而，即便他成功进入天庭，依然无法摆脱出身带来的歧视与排挤。为了获得无量仙翁的引荐，他甘愿成为阐教的工具人，却在权力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当他最终意识到十二金仙的地位与自己无缘时，内心的绝望与不甘驱使他调包魔丸与灵珠，试图通过培养灵珠来获得原始天尊的认可，甚至通过培养灵珠来“自我成为规则的建立者”。福柯曾指出规训的隐秘性、匿名性与控制性——“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5]申公豹的恶，实则也是在“权力规训”下的畸形心理所产生的“恶”——申公豹利用龙族对抗陈塘关百姓的动机并非纯粹的恶，而是为了在天庭权力结构中争取一席之地，逆转自己的出身与命运，成为权利的一部分。与其说是申公豹恶，不如说是隐秘的社会规训与权力规训的恶，影片也批判甚至反抗了这种“规训的恶”。当然，申公豹在看到弟弟牺牲与父亲断臂之后，他选择割舍一切，认识到“权利的否定性”，他与玉虚宫决裂，并冷静地救下哪吒父母，展现了他内心深处尚未泯灭的善意与良知。尽管他走上了反派之路，但他的行为依然透露出对亲情与正义的复杂情感。申公豹在权力结构中的挣扎与反抗，既是对既有秩序的挑战，也是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新建构。
申公豹的悲剧性命运揭示了社会偏见与权力压迫对个体的毁灭性影响，同时也展现了在极端境遇下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从文化逻辑层面而言，申公豹的形象承载了传统文化中“命运与抗争”的母题。他的努力与失败，既是对“天命不可违”的传统观念的颠覆，也是对“逆天改命”这一文化叙事的深刻反思。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批判与反思。
同时，申公豹这一支独特的叙事还是“规训瓦解”“娜拉出走”甚至现代化语言一点则是“大饼叙事瓦解”的现代化叙事体系。而这种“神圣瓦解”叙事，也与当下诸多大众的情绪不谋而合。《哪吒2》中，申公豹看清“公司机制”而后“出走”“反叛”“坚持自己”的行为，无疑与大众的这种“反规训式”规训瓦解想象叙事诉求高度一致，由此，申公豹实则还承担了“情绪宣泄”叙事的功能。事实上，这种情绪宣泄，能够起到“社会安全阀”的效用，学者喻国明曾指出——“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追求某种东西而得不到时，就不再去追求原来的对象了，而是试图‘重新’设定一个对象来追求，而这个替身是可以追求得到的。这样，假借它去造成一种‘目的实现了’的假象，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构建一个社会的公共话语平台，制度化地实现人们社会情绪宣泄的替代性满足的对象，这便是当前亟待建立的‘社会安全阀’机制。”[6]显然，由此而言，《哪吒2》中的申公豹反叛叙事恰恰是能够实现现实人们对某种不合理的公司制度或规制规则的一种有效的社会情绪宣泄替代品。不仅如此，影片还试图通过一种“主体搭建社会机制”的反规训叙事方式，来满足大众的象征性权力表达的情绪宣泄诉求。在《哪吒2》中，主人公哪吒与反派角色申公豹最初的动机皆源于对“得道成仙”这一传统理想的追求。然而，随着叙事展开，他们逐渐意识到权力结构的“否定性”及其对“主体性”的扼杀，走上了反抗之路。影片通过一个超现实的神话世界，指涉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的结构性难题：权力以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为外衣，掩盖了其内在的压迫性与规训性。这种权力机制不仅塑造了个体的欲望与目标，还通过隐形的规训技术将个体纳入其支配体系。影片中哪吒和群体妖兽的反抗具有深刻的革命性意义。他们不仅拒绝接受既定的命运与权力秩序，还试图通过自我觉醒与行动打破这一桎梏，进而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种反抗不仅是对外部权力的挑战，更是对内在主体性的重构。影片通过哪吒的成长与觉醒，展现了一种突破权力结构性难题的可能性，即个体可以通过自我解放与集体行动，重新定义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三
神话二次编码下的经典家庭伦理叙事及“归家”式温暖情绪策略
在神话文本中，“哪吒”这一篇章的核心冲突除去哪吒与龙王之外，关键的便是哪吒与父亲的冲突。神话文本中的哪吒是反家庭的人物形象，是“离家”的形象。但这一冲突在《哪吒1》时被淡化。《哪吒1》塑造的核心冲动或叙事源动力之一就是李靖为救哪吒做出反常规伦理之事，但哪吒并不知李靖之爱，反而因此到达“至暗时刻”。也就是说，在《哪吒1》中，其父与子之间的关系，还是被导演设计成“欲扬先抑”的“张力式拉扯”关系，即对以往神话文本中的父与子关系有改编，但也有遵循——《哪吒1》“以‘亲情’为母题，其中又包含着‘中国式父子关系’的现实呈现、‘传统师生情谊’的影像传达、‘古典母子关系’的传承表达等，满足了受众‘共情’之需，也呈现了‘世俗之美’的灵韵。‘李靖’作为中国传统父亲形象的代表，外表严格、苛刻，但实则爱子心切、仁义担当。”[7]《哪吒2》将这种父与子之间的张力式拉扯叙事，变为父子合力叙事——这种父与子、家庭内部共抵外敌的设置，使该片对神话文本的“哪吒闹海”之父与子故事进行了颠覆性、根本性的改编，但这种改编，却又是现代性的策略。在近年来影视作品中，能够明显看到家庭温馨式故事的强影响力及受众高度的倾爱程度，如《你好，李焕英》（贾玲，2021）、《姥姥的外孙》（帕特·波尼蒂帕特，2024）、《破·地狱》（陈茂贤，2024）等强影响力、话题性电影都是亲情主题作品。这种“神话-现代”叙事下的家庭伦理内置，在《哪吒2》中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家庭安全与温馨与否成为该片的叙事情节推动点甚至是关键情节、高潮情节的推动点。该片中高潮部分（即哪吒发现自己家庭被屠戮，家庭成员被杀，而后展开一系列“魔之行为”的设定），其起点实则是哪吒因为家庭被冲击后的愤怒的转化。而哪吒因家庭流离失所而愤怒的前提又是另一个家庭——申公豹家庭的分崩离析所间接促使。哪吒因为不慎让申公豹家庭瓦解，而在得知自己家庭被瓦解和破坏时，自然而然想到是申公豹作为，这种将自己因为爱家可能会复仇的心态映射到申公豹身上的想法，也反过来加深了影片家庭伦理叙事的亲情叙事力量。而影片中“父辈”的诸多妥协（也是间接导致反派势力不断压迫父辈的原因）的重要根源，实则也是因为家庭，如申公豹父亲的妥协（导致自己被抓）、龙王的妥协（导致自己被困），但其核心都是为了自己孩子的平安。这种子一代与父一代之间的互相链接与互为家庭守护者的设计，使影片营造出满满的亲情质感与温暖温馨特质。
二是影片将家庭护航叙事与英雄成长叙事相匹配与复调，进行交响、互动、互文式叙事。《哪吒2》中，哪吒是阐教正统下的“另类”——天生魔童，但父母给予哪吒浓烈的爱与包容，即“生活世界”的重建，为哪吒提供反抗规训权力的情感支持，这种叙事策略不仅缝合了传统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也为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如果说第一部中父亲的甘愿牺牲赋予哪吒面对天劫的勇气，那么第二部中母亲的牺牲与信仰世界的崩塌，则直接触发哪吒对抗天庭的行动。两部作品的文化内核都深深植根于儒家伦理中的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的思想，更是“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思想的具象表达。同样这一伦理关系在叙事中被影片赋予新的文化内涵，父辈的爱不再是压迫性的权威，而是子一代反抗世界的动力源泉。此外，在文化变迁层面，哪吒从一个反父权、反封建神话，变成一个温情与通俗的“肯定自我”的成长故事。这种变化，既是时代的，也是家庭的，他缝合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父慈母爱”的哲学价值，英雄的成长需要家庭给予的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三是以家庭伦理的隐喻叙事方式来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隔阂与文化变迁问题，但最终又以家庭合作与家庭精神传递来解答“现代性割裂”问题。影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哪吒、申公豹、敖丙，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家庭模式，既是现实的映照，也是文化的对照。东海龙王敖光作为“反思性”父亲，尊重孩子的选择，体现了现代家庭中父辈的开放与包容；申公豹的父亲申正道则是“功利型”父亲，以得道成仙为目标，代表了传统家长制中的严厉与权威；而李靖作为“传统型”父亲，虽然严厉，却充满爱意，陪伴哪吒“踢毽子”，只为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影片中父辈的逻辑本质上是对生存问题的解决与升级。一方面，“父一代”试图通过遵守天庭规则来维持秩序；另一方面，甘愿牺牲自我来保护家庭，这种逻辑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父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与妥协。在《哪吒2》中，父慈母爱不仅是家庭伦理的核心，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主流价值观和方法论。父辈的逻辑体现了对生存问题的解决与升级，而子一代的诉求则指向超越物质的“存在”意义。影片通过这一叙事，弥合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家庭的解体与血缘关系的异化，同时也通过“父慈母爱”的缝合，为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种情感与文化的积极回应。在当下这个“倍速时代”，电影市场追求情绪价值与爽感的同时，《哪吒之魔童降世》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式家庭的温情书写路径。它通过对亲情、友情与社会价值的重新诠释，不仅为观众提供了情感共鸣，也为中国电影的文化表达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这种表达既是对传统儒家伦理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现代性困境的回应与超越。
结 语
《哪吒2》的现象级票房与口碑成功，不仅为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更深刻印证了动画电影能否突破圈层、引发广泛共鸣，关键在于其情感内核是否与当代青年价值观相契合。影片通过对传统神话的现代重构，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抗精神与“自我觉醒”的主体性追求融入叙事，精准捕捉到当代青年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所面临的情感焦虑与身份困惑。哪吒从被误解、被边缘化的“魔童”到最终掌握自我命运的成长历程，不仅是对个体主体性的深刻诠释，也为现代青年提供了一种情感宣泄与精神慰藉的途径。
影片通过家庭伦理的重构、个体与集体的辩证关系，以及自由与束缚的永恒主题，实现了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社会情感的有效对接。哪吒与父母关系的温情化解、妖界角色的去符号化设计，以及对“善与恶”二元对立的超越，无不体现影片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孤独、焦虑与归属感缺失的深刻洞察。这种洞察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处疗愈心灵的港湾，也通过视觉与情感的交融，构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
更重要的是，《哪吒2》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商业价值的实现，更在于其为中国动画电影的美学探索与叙事创新提供了新的范式。影片通过融合意境美学的影像转化创造了一种既具有东方意蕴又符合当代审美的艺术表达。这种表达不仅丰富了中国动画电影的文化内涵，也为全球观众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独特视角。《哪吒2》不仅是一部商业成功的动画电影，更是一部深刻反映当代青年情感困境、承载传统文化精神并实现美学创新的艺术作品。它通过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的双重路径，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启示：唯有在传统与现代、个体与集体、情感与哲思之间找到平衡，才能真正实现电影艺术的超越与文化的传承。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思政一体化视域下山东省大中小学影视教育共同体建设研究”（编号：23CKSJ1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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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 | 蒲华睿
三审 | 曾 珍
终审 | 常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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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阿宝侃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