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以上对话足以说明，警校毕业的任长春不仅是个穷苦的农家子弟，更是个淳朴善良孝敬父母的好孩子。

谍战剧《悬崖》里的任长春，本是个贫寒的农家子弟。

来伪满警察厅报到第一天，周乙问他：

通过以上对话足以说明，警校毕业的任长春不仅是个穷苦的农家子弟，更是个淳朴善良孝敬父母的好孩子。

尤其是高彬逼迫他亲手杀人时，他紧张得双手哆嗦，闭上眼睛痛苦万分地开了枪。

这种文明用语，放到九十年后的今天，也丝毫不过时。

有人说，净扯淡，这都是编剧瞎编的。那个时候的伪满警察，只能歪戴帽子斜瞪眼，对老百姓吆五喝六，怎么可能彬彬有礼呢。

应当说，某些网友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

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影视剧中脸谱化的倾向十分严重。于是便造成了一种朴素认知：只有好人才能相貌堂堂正气凛然，坏人只能歪瓜裂枣面目狰狞。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用表演，搭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毫无疑问，这种脸谱化的弊端，对影视作品的真实性，产生着致命的损害。

因为只要稍微严谨一点就能明白，任长春这种表现，与他的出身是贴切吻合的。

尽管他是伪满警察，但毕竟是刚刚走上社会。贫寒人家的孩子，父母含辛茹苦把他送进学校培养成人，无论思想深处还是外在表现，都会带着劳苦大众质朴厚道的影子。

你让他立刻变成歪戴子斜瞪眼，张嘴就骂人，举手就打人，甚至去杀人放火，这怎么可能呢。更别提相貌上是不是歪瓜裂枣了。

同时也说明，社会是个万能的大染缸。

不管是什么出身的人，一旦融入他所在的大环境，势必会潜移默化地发生质的改变。

除非他先前己具有坚定的信仰。例如周乙虽然卧底在敌人内部，但仍然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而象任长春这种没有信仰的人，在敌人内部，变是必然的，不变才不正常。

例如：

抗联的药品被敌人截走后，周乙策划了一个惊天计划，连老奸巨滑的特务头子高彬都感到吃惊。

派一个人假装反正起义，先救出我方押运人员小董，然后由小董带路把药品再送给山上的抗联。这样一来，既救出了被俘的小董，也趁机挖出隐藏在抗联内部的奸细。

这个假装反正起义打入抗联内部的人，就落在了任长春头上。

没想到，在筹划过程中，狡猾的日本人为了增加可信度，从街头找了两个流浪汉当替死鬼。给他们换上伪满警察服装，由任长春亲手把他们击毙。

任长春明知道这两个人是无辜的老百姓，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了这两个冤魂。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说明任长春已经彻底变了。

他明知日本人是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者，伪满警察不过是依附在侵略者身上为虎作伥的走狗。

但他仍然甘心情愿地，死心塌地的为反动主子效力。

在枪杀革命志士的刑场上，任长春已经从先前杀个人手脚哆嗦，变成了稀松平常，谈笑风生。

所以说，《悬崖》在塑造人物方面，对细节刻画非常到位。

比如：

孙悦剑被捕后，警察厅里只有任长春认识她。一旦被他看见，周乙也就暴露了。

周乙决定除掉他，顾秋妍开始还有些犹豫，提出让周乙策反他。

周乙说，我现在要这么想就太愚蠢了，我可能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但我不能去试，而且也根本来不及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任长春鬼使神差地想起他上路盘查，曾先后两次看见孙悦剑。

一次是孙拿个沉重的箱子，却说没带钥匙打不开，后被周乙担保给接走了。

一次是孙带个空箱子，实际是把电台藏在了三轮车座椅下。事后他把此事向周乙说了，周乙说孙是他的表姐。

任长春思来想去，越来越觉得可疑，竟然不顾和周乙的私人关系，毅然抄起电话打给高彬。

多亏高彬不在，否则奸诈狡猾生性多疑的高彬不可能放过这样的蛛丝马迹。

可见除掉任长春，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关头，是必须立即进行的一个步骤。

综上可见，

通过任长春的蜕变，说明一个道理——在相应的环境下，人是可以转变的。

正应了著名作家柳青那句名言：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来源：文化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