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聿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所有国军将领中算不上职衔最高的一位，但却是他们当中最具威信的那位，以至于在改造管理期间，所有人见到杜聿明后都会不约而同的亲切称呼一声“杜长官”。

杜聿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所有国军将领中算不上职衔最高的一位，但却是他们当中最具威信的那位，以至于在改造管理期间，所有人见到杜聿明后都会不约而同的亲切称呼一声“杜长官”。

影视作品中的杜聿明

不过，在看似受昔日同僚尊崇备至的光鲜外表下，杜聿明的十年改造生涯中有着太多未尽的遗憾，甚至又可以称之为“永久的伤痛”。这其中，长子杜致仁吞药自杀与长女杜致礼的父爱缺失又是两个绕不开的沉重话题。

1949年1月，伴随着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曾经叱咤抗日战场、统领数十万大军的“黄埔名将”杜聿明也因战败被俘与家人自此天各一方。妻子曹秀清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便携带此前老蒋用以笼络人心的“巨款”前往南京“总统府”面见对方，尽管她声嘶力竭、不顾一切，但终究未能见到老蒋一面。

这倒并不奇怪，且不说女性发疯似的怒吼本能的让老蒋产生一种退避心理，仅就对方有理有据的凿凿言辞来说，老蒋也自知理亏，更难给出一个能够缓和局面的满意答复。

嗣后，受国军内部谣传杜聿明已“被处决”消息的影响，加之老蒋不遗余力安排国军将领家眷赴台的强制性和严密性，除长女杜致礼在美留学外，曹秀清及五个子女均到往台湾定居。然而，属于杜聿明支离破碎的家庭悲剧，也就此开始了。

解放战争时期的蒋介石与杜聿明

抵达台湾后的曹秀清，突然间发现这里的生活并没有自己先前预期的那般美好。不仅家中门可罗雀，老蒋亲口承诺的抚恤、安置费用也都成了无从谈起的泡影。迫于生计，她在台北一家普通企业担任收发员，靠仅有的月薪来勉强养家糊口。不过，当长子杜致仁在1956年顺利考入哈佛大学时，看似平衡的生活状态再次被打破了。

在每年3000美元的巨额学费压力下，曹秀清放低姿态，主动向老蒋发出了求助申请。只是，老蒋的表现着实有些差强人意。说他不念旧情吧，倒也象征性的直接给了她500美元，要说顾及往日情分吧，寥寥可数的500美元对杜致仁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时常将“仁至义尽”、“善始善终”视作一个人高尚品德的真实写照，但在老蒋这里，却又无一例外的“八竿子打不着”，他既要将杜聿明家属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不愿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投入太多的精力，最终注定会适得其反。

因学费问题导致无法顺利展开学业的杜致仁，在大失所望中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年仅22岁。晴天霹雳的噩耗传来，曹秀清对老蒋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杜聿明与曹秀清（右一）合影

同样命运坎坷的，还有杜聿明的长女杜致礼。1947年夏季，原本陪同杜聿明前往美国治疗肾结石的她，却因老蒋未批准父亲请求而独自踏上赴美留学之路。起初，得益于宋美龄的出面交涉，杜致礼顺利进入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但随着杜聿明战败被俘、家人迁往台湾的变故突现，杜致礼也因失去经济支柱而被迫由贵族学校转入免费的圣文森学院就读。

相比于杜致仁的骤然离世，杜致礼又是幸运的。她不仅在经济拮据情况下依旧执着追求着学业目标，也在不期而遇中结识了相伴一生的杨振宁，二人喜结连理后，彼此相濡以沫、共同奋斗，随着杨振宁与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闻名遐迩，他们的生活也随之愈发美好而丰富。

当然，在杜致礼的内心深处，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创伤鸿沟，那便是父亲杜聿明对自己的父爱缺失。抛开其他细枝末节不谈，父亲在自己同杨振宁婚礼上的缺席便是她一生难以弥补的缺憾。这一点，杨振宁每每回忆起来，便不由悲从中来：

“她常对着父亲的照片发呆，眼中带着哀伤。”

婚礼上的杨振宁与杜致礼

此时，身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杜聿明在管理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刚刚经历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新生。一度因胃溃疡、脊椎炎和肺结核而濒临死亡的他在特定医疗资源下奇迹康复后，思想也发生了更加深刻的转变，不仅主动参与缝纫劳动，甚至学着用碎布扎制上百把拖把这样的细微工作来弥补自己前半生的罪愆。

当被工作人员告知自己子女和妻子的一系列遭遇后，强忍悲痛的杜聿明曾对昔日同僚挚友们说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

“我戎马半生，对蒋介石是尽到了责任，可对我自己的女儿，却失去了义务，我对不起她啊……”

好在父女之间这种相隔万里却又彼此眷挂、思念之情很快迎来了新的转机。随着杨振宁于1957年10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蜚声国际，杜聿明也在周恩来总理的特意安排下向这位素未谋面的“宁婿”寄去了贺信。这封跨越时代铁幕的信件，成为杜聿明与女儿家庭重建情感纽带的“催化剂”，看到信件内容的杜致礼眼含热泪说道：

“父亲从未说过爱我，但这封信让我明白他的骄傲。”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新中国首批特赦战犯，正式回归社会，成为一名光荣的新中国公民。在此之前，妻子曹秀清借老蒋委派其劝说杨振宁赴台湾“效力”的机会飞往美国与杜致礼夫妇团聚，得知丈夫杜聿明特赦出狱，曹秀清喜不胜收。

特赦后的杜聿明（左三）与董其武、程思远等人

1963年11月，在周恩来的指示安排和杨振宁的协助下，曹秀清经瑞士日内瓦辗转回到大陆与杜聿明团聚。在北京重逢时，这对分离14年的夫妻不由得相拥而泣，此刻的杜聿明充满无限感慨：

“我‘投降’的是人民，不是蒋介石！”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当著名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夫妇将作家黄济人纪实小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改变而成的电影《决战之后》搬上荧屏后，不仅斩获广大观众及文强、邱行湘、杨伯涛等一众在世的“功德林战犯”们一致认可，也得到回国访问的杨振宁高度评价。

当李前宽与剧中饰演杜聿明的李法曾共同陪杨振宁重温这部经典影片时，杨振宁观后热泪盈眶，他一改观影前索然无味的态度，激动的紧握演员李法曾双手，缓缓道出了这样一段“感言”：

“我现在看你越看越像家父了！”

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夫妇

一个扮演特定历史人物的演员，能够得到当事人和角色亲属们的一致认可，是检验其艺术水准一个至关重要的“试金石”。在这样一段跨越遥远海峡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又深刻感受到这样一个通俗而真挚的道理：

“爱本无界限，但亲情却需要时代的成全。 ”

来源：漫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