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观赏对于观众来说既是群体性的活动，更是个人性的行为。每位观众在观赏电影的过程中，都保持着为自己所独有的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视角和层面。关于一部电影“好”与“坏”的审美评价也正是在众多这样的视角与层面下发出的，看似简单随意，背后却隐藏着很多的学问。

电影观赏对于观众来说既是群体性的活动，更是个人性的行为。每位观众在观赏电影的过程中，都保持着为自己所独有的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视角和层面。关于一部电影“好”与“坏”的审美评价也正是在众多这样的视角与层面下发出的，看似简单随意，背后却隐藏着很多的学问。

观众对于一部电影的观赏也同样是在彼此不同的视角下完成的。只是这时的视角是依照观众的年龄、性别、职业等等的不同而定的。这些不同所直接造成的情趣与爱好上的差异影响和左右着观众对于影片的审美评价。比如说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大人看来可能是挺无聊的，而孩子们却会津津乐道。

不仅在普通观众那里会出现如此的情况，就是在电影研究和电影评论中也难免视角不同所带来的结论不同。

关于张艺谋曾经的巅峰之作，文化学者看来是“崇洋媚外”式的伪民族性的后殖民主义糟粕。而在电影理论家那里，它们却成了电影语言运用精道，充满艺术性和美感的佳品。孰是孰非，孰对孰错，能说的只能是都有道理。难道不是吗？

张艺谋电影中有很多创作者自己臆造出来的仪式和情节，象《红高梁》里的敬酒神，《菊豆》里的染布，《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挂红灯、捶脚等。它们并非民族文化的产物，却给人以民族文化的假象（即伪文化、伪民族性）。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投合了西方观众对于东方文化的猎奇心理，歪曲甚至丑化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即后殖民主义）。

可是，也恰恰是这些臆想出来的东西形成了张艺谋电影独特的视听美感。那荡气回肠的酒神曲，那高高垂下的五彩色布，那盏盏诱人的红灯，那一声声清脆的脚锤声，传达出电影作为一种声画艺术所独有的魅力。

电影观赏既因人而异也不乏共同的体验。对于多数观众来讲看电影是一种娱乐和消遣。他们主要是感受电影中的故事。“好”与“坏”的审美评价也更多是依据自己对于影片中人物、情节、以及结局的满意程度而定。

为投合观众的胃口，争取更高的票房价值，商业性较强的电影，如香港电影和美国好莱坞电影，都有着一整套的贯用手段，用来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主要角色由观众喜爱的明星来扮演。他们被塑造成观众心目中的理想偶像。一般男主角都英俊而潇洒，女主角美丽且善良，以此来使观众对电影中的人物产生好感与认同。故事的情节尽可能的曲折多变，悬念丛生，调动观众的注意力使它们始终集中在故事里，而无暇他顾。人物的命运要多坎坷，而圆满的大结局又总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样才会造成观众梦幻般的心理满足。

也会有一部分观众不满足仅仅沉迷在电影故事的梦幻里，而更希望从中得到关于现实的思考和启发。作为时代和社会的文化产品，电影会自然折射出它所得以存在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现实。这恰恰契合了希望关注现实的那部分观众的心愿。在这一层面上“好”与“坏”的审美评价主要依据观众对于影片反映现实的真实与深刻的满意程度而定的。

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电影不仅要关注现实，而且还往往要表现艺术家关于人，关于人生的终极思考和普世感悟。这为那些渴望在哲理层面上观赏电影的观众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人也不同于一般的动物，没有理想地作现实的奴隶。人总是生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承受着它所造成的种种困惑与无奈。在这一层面上，“好”与“坏”的评价，是由观众对影片阐述的哲理主题的普遍意义与深度的满意程度而定的。

来源：说似一物即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