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虹璇是一名戏剧导演、编剧。14年前，在研究生即将毕业的时候，她和几个北大同学一起建立了一个名为「话剧九人」的剧团。最早，他们约定每年只做一部戏，剧本是朱虹璇下班后写的，排练演出靠年假，但机缘巧合之下，他们被观众看到、认可，「九人」逐渐从一个朋友间的约定转型为
一个剧团，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创作女性故事？过去几年，每当有新戏上演，朱虹璇几乎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朱虹璇是一名戏剧导演、编剧。14年前，在研究生即将毕业的时候，她和几个北大同学一起建立了一个名为「话剧九人」的剧团。最早，他们约定每年只做一部戏，剧本是朱虹璇下班后写的，排练演出靠年假，但机缘巧合之下，他们被观众看到、认可，「九人」逐渐从一个朋友间的约定转型为专业剧团。
「九人」也成了朱虹璇人生分叉的路口。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16岁考上北京大学，是当年的江西省文科状元。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大厂，从事战略咨询工作。但在2019年，她放弃了原本稳定的高薪工作，成为全职戏剧人。
有人曾经问她：你一个北大毕业的人，为什么要放弃已经很稳定的高薪的工作，去从事相对小众、清贫的戏剧行业？但现在，这样的提问逐渐少了，她说，因为作品就是她的答案。
朱虹璇擅长挖掘历史中的女性故事。她不仅写共同体，也写女性之间的嫉妒、恶意和焦虑。她的创作灵感，也来自于她的生命体验，她遇到过很多热情、勇敢的女性前辈，她获得了很多姐姐们的帮助，遇见了她们，让朱虹璇相信一件事情，一代人会牵着下一代的手上来，她曾经是下一代，未来她会是牵住下一代女孩们手的那个人。
这两年，「九人」最热门的话剧《春逝》《翻山海》都是关于女性情谊的作品。有观众说，看「九人」的话剧，有一种久违的、被毫无保留拥抱的感觉，这是女性之间的确认。
身为「话剧九人」导演、编剧，朱虹璇很少站在舞台的中心，但在《人物》2025年「女性力量」的演讲活动上，她站到了台前，她分享女性的创作历程，也将作品背后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女性故事传递给了观众。
朱虹璇说，她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好要创作女性的故事。「九人」刚创立的那几年，她曾创作过一些男性文人戏，但是身体里总有一些东西会苏醒。现在，她越来越清楚自己心里的火焰，正如她对开始那个问题的回答：「我不是生下来就明白应该用这支笔去写什么，这双女性的眼睛，是我在后天的道路上劈开的，源于许多次的困惑、不理解、不明白，但它一旦劈开就再也不会闭上。」
以下是朱虹璇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大家好，我是朱虹璇。
很荣幸来到今天的舞台上。我通常很少站在这个位置，身处光心的不是演员，而是我自己。大多数时候我更习惯站在黑漆漆的剧场控台里，望着灯光下我们剧团的演员们一颦一笑、我们的观众们一喜一悲——我是一名戏剧导演、编剧，一位剧场工作者。
很多人可能未必知道我，但也许看过我们的演出。我们是一个成立于2012年的剧团，叫做话剧九人，常常被人提起的作品有《春逝》《四张机》《双枰记》《庭前》《对称性破缺》《翻山海》等等。以上是我的广告时间，请大家自行在售票网站搜索……（笑）
我以前经常遇到朋友们问我几个问题：你一个北大毕业的人，为什么要放弃已经很稳定的高薪的工作，去从事相对小众、清贫的戏剧行业？你们一个民营小剧团，没有投资，没有明星，也不用热门IP，非要自己从零开始做原创，你们真的活得下去吗？
这样的问题在我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频繁出现，现在问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想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已经在我的作品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6年前，我创作了一则小戏，叫做《春逝》。当时我刚写完一部讲民国文人的戏，想换换题材，对中国科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另一名编剧紫铃老师告诉我，在她的家乡南京有一座紫金山天文台，有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吴健雄星」。
谁是吴健雄？她是江苏太仓人，24岁出国留学，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第一个女教授，她的实验，证明了震惊科学界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她在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中负责核裂变反应的研究工作。
这样一位科学家，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
我去问了一些学物理的朋友，很多人也不了解她。她成就卓越，却在长期以男性为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一直拿不到正式的教职；她的副教授提名申请多次被否决；「宇称不守恒理论」的提出震动世界，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证明了这一理论的吴健雄女士不在获奖名单上；她为推动曼哈顿计划、结束二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后世的很多记录、书籍、电影却忽略了她。
我不理解，我不甘心，于是我一行行、一字字去搜寻有关她的记录，直到我看到——1964年，她在美国麻省理工的一次公开会议中发表的讲话记录，她说：「我十分怀疑，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数学的表征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难道也会对男性或女性有着不同的偏好吗？」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她的故事，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阻碍。在几乎所有与吴健雄女士有关的传记文学里，要么是将她描述成一个做实验非常严格、不近人情、脾气古怪的老太太，要么则将她描述成被父亲宠爱、恩师支持、丈夫包容的一位幸运女性，仿佛她一生中能够拥有这样的成绩全赖于身边男性的托举。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一种典型的对成功女性的归因：她的成功要么是因为灭绝了人性，要么是因为她得到了男性的帮助。我不理解，我不甘心，终于我又在一篇记录里找到两行短短的记录：吴健雄女士，曾于1935年至1936年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她的指导老师顾静徽是物理所当时唯一的女性研究员。
顾静徽是另一名被历史遮蔽的女性，她是中国近代第一名物理学女博士，然而除了她的学术论文，我几乎完全找不到与她有关的史料。直到我看到她的朋友温源宁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里写道：「静徽的学业记录无可挑剔，但她的为人更加可爱。她身材矮小，却有高大的灵魂。」
就这样，一段空缺的历史终于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物理所里唯二的两名女性，一个年长，一个年轻，她们朝夕相伴地共同度过了一年时光。一起做实验，一起探讨工作与生活，也一起分担彼此作为少数派的孤独。她们当中年长的那一个，曾在很多年前漂洋过海，走了很远的路，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物理学女博士；而年轻的另一个，在一年之后也漂洋过海，靠自己的实力在核物理领域闯出一条路，震动世界。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她们，不仅仅是知道她们的成就，更是关注她们的来处，她们走向高峰之前曾经走过的那条曲折的路。不是灭绝人性的女强人，更不是依赖于男性，而是两名女士在涓滴细流一般的陪伴中给予彼此信念与力量。这就是《春逝》的故事。
世上许多事情相互勾连。上世纪50年代，吴健雄女士成为哥大物理系第一名女教授；20年以后，哥大法学院才有了第一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她叫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她就是后来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金斯伯格。四年前，我开始创作《庭前》，它讲述的是中国最早一批法律人的故事，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在写当时的女律师如何产生、如何破局。
我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好了要写这样一个故事，起初，我只想写一位律师一生中的12次开庭，并且在我脑海中，出现的一个天然的律师形象是一名男性。我羞愧于承认这一点，却又必须诚实地面对这一点，我是一个创作者，可我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大部分教育、能找到并用来阅读和参考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仍然是以男性叙事为绝对主导的。因此尽管作为一名女性，我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一双女性看世界的眼睛。
然而身体里总有一些东西是会苏醒的。我在给《庭前》查找资料做功课的过程里，查到了当年最早的《律师暂行章程》，在律师资格那一条里赫然写着：充任律师者，须为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我再去查，这条规定直到它出台的十几年以后，1927年才终于废除。我又一次地，燃烧起了心里的火焰。原来是这样的吗？原来哪怕在追寻公正的法律道路上也曾经将女人排除在外。
在最早一代的女律师中，有的人选择和丈夫合开律所，因为在那个时候，她不得不绑着丈夫的名字，才可能干这件事。我还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司法部长也是女性，她的名字叫史良。抗日时期，她在营救救国会七君子等案件里面做出了许多的努力，是一名专业过硬且侠骨铮铮的女性。
但是在当时的报道中，我很难找到关于她们专业能力的描述。那时候更多记载的是她们的丈夫、她们的服装、她们的容貌。她们被称为时髦的「沪上女郎」，被评价为律政界的一道风景。
我开始更多地去了解女律师，采访女律师，创作她们的故事。在《庭前》中，我想要去呈现一个试图走出家庭去实现自己法律梦想的女性，在独自战斗的过程中，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她需要和社会、和家庭做怎样的周旋和妥协。她每一步的退和进都面临极大的阻力，都需要她去攻克。
在《庭前》中还有一个两江女校的小案子，这个案子在历史上真有其事，一所女子体育学校被学生家长告上法庭，原因是学校开设的体育课让学生们练习铅球、跳远等活动，家长们认为有伤风化、无法接受，于是把学校老师告了。
这桩案子在《庭前》中只是一个小故事，但我对这所女子体校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沿着它我继续去查找，发现原来这所学校还在上世纪20年代破天荒地创建了一只女子篮球队，在那个连露胳膊露腿都被非议的年代，她们做了这样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更了不起的是，她们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经济上的窘迫，日复一日地坚持训练，再后来1931年，她们受邀前往日本参加一次国际友谊赛，一连打了日本9所高校，大胜归来。
我震撼于她们的成绩，更震撼于她们在环伺的恶意中坚持下去的信念，没有人能预料到自己一定能赢，可是她们仍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没有放弃。两年前，我开始创作这支女子篮球队的故事，我给它起名为：《翻山海》。
从《春逝》到《庭前》再到《翻山海》，我像是越来越清楚自己心里的火焰。我不是生下来就明白应该用这支笔去写什么，这双女性的眼睛，是我在后天的道路上劈开的，源于许多次的困惑、不理解、不明白，但它一旦劈开就再也不会闭上。但是，坦诚地说，作为编剧、作为导演，这条路上我也曾不断地怀疑过自己。
从《庭前》开始，就逐渐有人质疑，这位曾经写男性文人戏写得蛮不错的女编剧、女导演，为什么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写女性叙事了？你做了一部《春逝》还不够吗，你还要写？妇女早就已经能顶半边天了，你哪里还有这么多话要说？
在创作《翻山海》的时候，我给我的好朋友叶紫铃打电话说，我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可是我又怕别人说，已经第三部了，除了女性题材你就不会写点别的吗？电话那头的紫铃，几乎是脱口而出：可是如果现实中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是写十部、一百部也是应该的呀！
是啊，妇女确实早就能顶半边天了，但是天空并没有向我们敞开。
就在上周，我们刚刚在北京进行了《春逝》的演出，有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女观众来看了这部戏。有一名观众在她的观后感里说，她们实验室只有两个女生，有一次实验室里发人体工学椅，她们两个怎么都找不到高度合适的椅子，最后只能垫上一个厚厚的坐垫才能勉强合适。还有一名也是学物理的女观众说，她曾经拿到过的第一名的奖品，是一只剃须刀。就在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里，女性技术人员仍然会面临有色眼镜，而女演员的平均收入远远低于男演员。
我常常想，受限于种种因素，我们过去的故事不是女性所写，也不是为女性所写，但这是过去而不是将来。我就是一名创作者，我为什么就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写我们女性自己的故事呢？会有人质问一名男导演的作品为什么是男性视角吗？我既然已经成为这个行业里的一部分，它以后长成什么样就绝不能说与我无关了。
我把《翻山海》的剧本发给我们剧团的女演员们看，我说，虽然舞台有舞台的假定性，但这是一个证明女性也能赢的故事，我不想在台上做假动作。所以大家除了演戏，做台词和肢体的练习，还要从零开始学习打篮球，做俯卧撑，做大量的体能训练，它可能会非常的辛苦。我的女演员们眼睛亮亮地说，没有问题，我可以。
去年，《翻山海》终于首演了，每一次演出，在她们成功进球的那一瞬间，我都能听见台下无数的观众在鼓掌欢呼。那种鼓掌和平时谢幕时的鼓掌不一样，我知道那一刻坐在台下的无数女性，是在为自己的同类鼓掌，你的胜利就是我的胜利。
也正是一名《翻山海》的观众，她非常喜欢这部戏，于是去查找了很多女子篮球的资料，她竟然找到了吴健雄女士的孙女写的一篇回忆录，她是这样写的：「我对祖母最后的记忆是她坐在褪色的黄色灯芯绒的扶手椅里……那是她在1996年中风后不久。她喜欢看着窗外的巴纳德学院的校园，赞叹那些她透过窗户看到的正在打篮球的青年。她说：『看，她们多强壮，多快。看她们做事多么努力。』」
我看到这里，突然觉得这句话好像是《春逝》里的健雄说给《翻山海》的女孩们听。有些东西仿佛穿过了很长的时间，它从许多年前就已开始，经过许多人的传递，到达了我，又到达了很多人。
我们剧场工作者最常挂在嘴边的几个词，就是上场、下场。果断上场诚然需要一些勇气，一些冲动，但真正上场之后却很容易被许多东西逼退。这些东西里，有失败的耳光，也有世俗的眼光。
今天站在这里的我终于能够很确定地说一句，我，以及许多和我一样在坚持创作与表达的女士们，都会一直坚持「在场」。豪言壮语，当然并不代表一定会成功。我还没有跟大家说过我们剧团的源起。话剧九人这个剧团当年是我和几个北大同学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一起建立的，在我们的第一部非常稚嫩的作品里，每个角色都曾经回答同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
现在是十三年后了，世界有没有更好我不知道。但我们依然存在，在激烈的潮水中没有改变做事的本心，我们结识了伙伴，传递了火把，这群蚍蜉撼树一般怀抱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没有死去，她们还在做大做强。我想，这就是对当年那个问题的回答。
世界不会自己变好，它需要我们坚持在场。如果真的有戏剧之神的存在，希望当她向我们偶然投来眷顾的一瞥时，她会说，看，她们多快、多强壮，看她们做事多么努力。
谢谢大家。
来源：是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