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月10日，博主“四川芬达”发布的一条视频炸开了互联网，画面里，两位农村青年一本正经的声称，自己被杨坤老师告了，还表示不知道哪里侵犯了对方。

3月10日，博主“四川芬达”发布的一条视频炸开了互联网，画面里，两位农村青年一本正经的声称，自己被杨坤老师告了，还表示不知道哪里侵犯了对方。

这条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冲上热搜，截止发文，该视频在抖音已经破百万播放，也将一场关于“模仿的边界”的讨论推上风口浪尖。

从内蒙古电焊工到华语乐坛巨星，再从四川农村的草根模仿者到被告席上的“流量赌徒”，杨坤与“四川芬达”的这场交锋，恰似两个时代草根逆袭者的镜像碰撞。

一个在成名后竭力摆脱“土味”，一个在流量时代拼命复制“土味”，这场官司撕开的不仅是法律争议，更是娱乐圈生态的深层裂变。

要理解这场官司的戏剧性，必须先回到杨坤的人生剧本。

1979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钢铁工人家庭的他，17岁时因工伤声带受损，被迫放弃电焊工职业。

1993年揣着30元北漂的他，住过防空洞、翻过垃圾桶，最穷时用金链子换饭吃，这段经历被他写进《无所谓》，2002年爆红时，媒体称他是“用生命唱歌的苦情诗人”。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时的杨坤对“模仿”二字有多敏感——他因沙哑嗓音被酒吧老板嘲笑“学阿杜”，曾当众摔话筒怒吼：“我不是任何人的复制品！”

这种对“独特身份”的执念，贯穿了杨坤的职业生涯。

2015年他痛批《惊雷》“俗不可耐”，2020年直播时直言“刘德华不算专业歌手”，这些争议言论背后，藏着的是他对“被标签化”的恐惧。

当2024年“四川芬达”用夸张动作模仿他《好声音》导师的“32场演唱会”梗时，杨坤已经给出了警告，下架了对方的视频，还让对方账号封禁了一个星期。

这种激烈反应，与他2013年因抑郁症暂别歌坛时的脆弱如出一辙——那个需要靠初恋女友救济的北漂青年，始终害怕失去对自我叙事的主控权。

但“四川芬达”不仅没有停止活动，反而在账号解封之后更加过分，杨坤团队不得已进行第二次警告，继续下架对方视频，这次把对方账号封禁了一个月。

杨坤本以为这次二人终于可以消停了，谁知道账号刚一解封，“四川芬达”继续我行我素，杨坤终于忍不了了，这次直接将对方告上法庭。

被告席上的蒋某和李某，走的是另一条草根逆袭路径。

来自四川农村的两人，2023年以“拉布拉昆”“七度坤间”等谐音梗起家，直播间背景P着《好声音》的山寨LOGO，用塑料麦克风翻唱《泥巴》。

他们的成功秘诀在于精准踩中“审丑经济”的脉搏：模仿杨坤早期MV里皱巴巴的皮衣造型，还原他2010年商演时被嘲“油腻”的甩头动作，甚至刻意将《无所谓》唱得荒腔走板。

这种“反向致敬”在三个月内收割36万粉丝，单场直播打赏超5万元。

这场官司的核心争议，在于“未提名的模仿是否构成侵权”。

法律界的分歧颇具玩味：支持方认为，“四川芬达”使用杨坤标志性的塌肩站姿、烟熏妆造型，配合《好声音》旋转椅等元素，已构成“可识别性关联”；反方则指出，杨坤作为公众人物需对合理模仿保持容忍，正如迈克尔·杰克逊模仿者王杰克逊能签约好莱坞，本质是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但舆论场的反应更耐人寻味：起初网友嘲讽杨坤“输不起”，但当“四川芬达”早期视频曝光——比如把歌词改成“他们朝我扔白菜，我拿白菜炒盘菜”——支持声开始倒戈，弹幕刷满“这不是致敬是侮辱”。

这种转变揭示了一个深层悖论：在短视频时代，观众既渴望看到“解构权威”的狂欢，又对过度丑化抱有道德警惕。

类似案例早有伏笔：2021年林俊杰起诉AI换脸恶搞视频博主，2023年郭德纲徒弟维权“冒牌德云社”商演，法律都在试图为“娱乐的边界”划出红线。

而杨坤案的特殊性在于，它发生在“审丑文化”与“原创保护”激烈碰撞的节点——当“四川芬达”们用土味滤镜消解明星光环时，原创者如何在流量生态中守护形象资产？

这场纠纷最荒诞的后续，是“四川芬达”账号粉丝暴涨至40万，有MCN机构开出百万签约价。3

这种“越被告越红”的现象，暴露了娱乐圈的畸形生态：模仿者深谙“诉讼即广告”的法则，正如展亚鹏的徒子徒孙们，靠拜师视频就能月入十万。

但危险在于，“黑红”是把双刃剑——王杰克逊能靠模仿MJ走向国际，是因为保持了艺术分寸；而“四川芬达”刻意丑化的策略，可能触发更严厉的监管。

对杨坤而言，这场官司或许是他重塑公众形象的机会。

在这个人人皆可模仿、万物皆可娱乐的时代，或许唯有守住底线，才能让真正的才华不被喧嚣淹没。

来源：趣说人物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