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剧苏茜·米勒原本是澳大利亚的一名律师，《初步举证》是她藏在心底20年，最终得以出版的剧本首作。“一部关于强奸的独角戏，还有点幽默——我当时想，没有剧院会愿意上演这个吧。”唯一主演朱迪·科默的这一担忧很快消散，这部从大洋洲远渡重洋来到伦敦西区的戏剧，场场爆满，
毫无疑问，《初步举证》是近期中国院线最特别的一部作品——之所以不说它是电影，就在于，从本质而言，我们在大银幕上看到的其实是一场话剧的录播版。
从剧场到影院，无疑是话剧作品迈出的一大步。而对于《初步举证》来说，这种难得的跨界之举，贯穿着整个创作过程。
编剧苏茜·米勒原本是澳大利亚的一名律师，《初步举证》是她藏在心底20年，最终得以出版的剧本首作。“一部关于强奸的独角戏，还有点幽默——我当时想，没有剧院会愿意上演这个吧。”唯一主演朱迪·科默的这一担忧很快消散，这部从大洋洲远渡重洋来到伦敦西区的戏剧，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科默此前并没有参演话剧的经验，《初步举证》作为她在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的双重出道作，把她一路送上戏剧界的荣誉巅峰——英国奥利弗奖最佳女主角、美国托尼奖最佳戏剧女主角。
“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毫无话剧经验。但我更知道，如果我因为害怕而拒绝这个角色，我一定会后悔得往自己脸上狠狠抡一拳。”科默说。
往前走的理由有很多，但跨出第一步的契机可以很纯粹：克服恐惧、直面内心，然后做出决定。这部长达109分钟的独角戏的内核，就是关于“第一步”的故事。
一个陌生女人的独白
“观众刚看到她出场时，可能会有点不喜欢她。”《初步举证》的主角，是三十出头，身上带着一丝傲气甚至有些自负的泰莎，她是业内知名的明星辩护律师。“这正是开场戏最精彩的地方”，科默说。
她还特意为泰莎设计了角色动作——泰莎总是昂首挺胸，挺拔如松。对于爱炫耀、雄心勃勃的泰莎来说，她的能量源泉是胸部，因为她总是相信自己。科默还给了泰莎另一份礼物——她的童年，她们都来自利物浦。“我知道她来自哪里，也知道她为了走到今天，必须做过些什么。”
出身于工人阶级，凭借自身努力考入剑桥大学法学院，泰莎跨越阶层，成为一名精英律师。她完全相信法律体系能够带来正义，并且沉浸在出庭辩护的戏剧性当中。舞台被设计成泰莎的“专属游乐场”。她可以随心所欲地腾挪东西、改变位置，好像她掌控着这个世界。一旦她提到过往的繁多“胜诉”案例，背景墙相应卷宗的灯光就会亮起。
法律的运作方式有其规律，泰莎完全理解这一点。当她走进法庭，发现人们可能低估或试图削弱她的气势时，会巧妙地操控局势。她甚至可能故意迎合这种轻视，最终反将一军。在法庭上，泰莎擅长利用“弱势”，为被指控性侵的男性客户辩护，帮助他们脱罪。
曾站在泰莎对立面的诸多女证人，其姓名和卷宗一并成为证明她胜绩的勋章，除此之外再无特殊含义。也偶有例外。一位名叫詹娜的女性，罕有地选择不遮挡面目出庭。她直视泰莎，说道：“我不想获得什么，更不想待在这里。我只是不想再有其他女性被这个男人伤害。”泰莎很震惊，也很佩服詹娜。
泰莎的完美日子在某个夜晚戛然而止。某次，泰莎和同事朱利安酒后乱性。几天后，他们共进晚餐，然后回到泰莎的公寓，再次尝试进行床事。然而，泰莎身体不适，在浴室呕吐不止，拒绝进一步动作。朱利安将她从浴室抱回床上，对她实施了强奸。凌晨时分，泰莎在雨中走了三小时，向警方报案。
情节进展到激烈紧张的下一幕——泰莎站在审判席的另一端，成为被辩护律师询问的对象。她不再戴着华丽假发，而是站在证人席上，无法抑制地颤抖着。
她不再是那位星光闪耀的辩护律师，而是一个受害者。因为在法庭上作证，她必须忍受那些自己曾以自豪姿态使用过的质询技巧和语言陷阱。她被审问，手机被搜查，她必须在法庭上面对家人和一群陌生人重复讲述自己的遭遇，而这些陌生人大多是男性。
“在我过往的职业生涯中，我参与了一个对女性做出这种事情的系统，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泰莎说，“如果女性的强奸经历不符合法庭的期望，我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容易夸大其词。”
在庭审中，女性必须接受质疑，男性却可以坐在那里保持沉默——朱利安全程隐身，无需证明任何事情。她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是让他来证明自己的罪行。
在这场女性独角戏中，观众看不到朱利安，看不到施暴者，更看不到性侵如何发生。一切都通过语言、静默，以及泰莎残酷地剖析自我经历的叙述来展现。最后，她失去胜利，失去语言，失去信仰，转而怀疑一切——除却她自己。
但泰莎仍然站在这里，直视着另一双眼睛，想起詹娜对她说过的话：“我看见了所有在我之前的女人，所有将在我之后到来的女人。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好处，我只是不想让其他女人再受到伤害。”
如此失声数十年
《初步举证》编剧苏茜·米勒曾经被问及一个问题：“这个剧本为什么花费了这么长时间才完成？”
她的回答是：“我必须把自己的写作技艺提升到一定水平，做到极致锋利，让质疑者无从反驳。”
多年前，在法学院学习刑法时，米勒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她认为性侵案件与其他刑事案件有所不同。整个争论的核心在于，一个男人是否相信对方是自愿的——但法律并不要求这个男人采取额外的行动来确认这一点。
后来，米勒成了一名刑辩律师，每周她都会从女性客户那里收到多达6份性侵相关案件。在那些愿意向他人倾诉的女性中，只有十分之一会选择报警；至于那些选择报警的女性，米勒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例最终获得定罪的案件，“这里面一定有严重的问题”。
再后来，米勒回到澳大利亚，深入思考整个法律体系的构建方式。“我意识到，它是由世世代代非常富有的、异性恋白人男性设计的，他们有着从自身视角看待法律的固有立场。在法律体系中，我们从未真正考虑过女性的实际生活经历。如果从女性角度来看待法律，就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为她们设计的。”
这个发现让米勒坚定了一个想法：总有一天，她要反映这些问题。花了20年时间，她用笔墨铸成了《初步举证》这把利剑。
在记录受害者陈述时，最让米勒震惊的是，遭遇性侵已经极为可怕，但更糟糕的是，当她们向家人或警方讲述遭遇时，得到的反馈却是“你为什么穿那条裙子？”或“你喝了多少酒？”。于是，她们开始自责：“我不是受害者，我允许这件事发生。也许我认可了这个毁掉我人生的可怕事情。”
“你为什么不反抗或逃跑？”这种看似正确的质问，往往忽略了现实因素。在许多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当时的反应是无法动弹的僵硬。“因为她们进入的是生存模式，而不是反抗模式。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女性选择反抗，很可能会失败，甚至让自己陷入更大危险。”
米勒进一步指出，相关心理专业研究人士提出，在“战斗（fight）”和“逃跑（flight）”之外，人会出现另外的反应——“僵住（freeze）”或“顺从/示好（feign/friend）”，这都是正常求生本能的外显方式。
因为这些概念过去并未提出，这些反应成了辩护律师用来削弱女性证词的工具。他们会说“你没有打他，挣扎得不够”，或者“你没有试图逃跑”。如果受害者承认自己没有尝试反抗，辩护律师甚至可能用这一点来暗示她是自愿的。
“我们鼓励了这种自我责备的心态，因为我们从未让女性的真实经历在法庭上被充分呈现和探讨。这不仅仅是法律体系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米勒说。
在《初步举证》导演贾斯汀·马丁看来，“女性已经努力争取改变很长时间了，而问题在于，有部分男性不希望改变，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但我不想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我们的生活所受到的影响，来自女性和来自男性的一样多，为什么法律不可以这样？我认为，法律被父权制和男性文化深刻影响，可父权制给男性也没有带来很多好处”。
马丁第一次读完剧本后，在咖啡厅里泪流满面。隔壁的一位好心女士安慰了他，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答道：“你无法想象我刚才经历了什么。”
合作达成也就显得顺理成章。马丁说：“这是一个想写这部剧想了20年的人，最终找到了满意的表达方式。这就是我必须参与的事情。”
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米勒还是马丁，他们都保持着同样的“天真信念”——戏剧可以改变世界。
《初步举证》最震撼的一句台词，是泰莎打破第四面墙，对观众说道：“每三个女性里就有一个受害者，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我们三个人中就有一个。”
在某处，在某时，以某种方式，改变必须发生。此时此刻，改变正在发生。
《初步举证》在伦敦西区演出后，一位英国高级法官打电话给米勒，向她告知，自己已经重新修订了强奸案件中法官向陪审团宣读的指引。这位法官在修订文本中引用了剧中台词，并将其称为“primafacie指引”。
另一位女性法官则改变了北爱尔兰的司法培训规则，要求法官在培训期间观看《初步举证》。英国一些学校将观看《初步举证》作为性教育的一部分，还有一群年轻女律师成立以泰莎（TESSA）为名的性侵审查组织。
米勒最常提起的一个改变的例子，是一位女制片人在演出结束后走到她面前，说道：“我喜欢这部剧，我就是那三分之一。”
丢掉难以启齿的艰难话语，她们拥有了新的共同的名字。四散的浮木被捆扎起来，乘风破浪的船帆展开，准备再次起航。人们就这样走出第一步，又一步，一往无前。
《初步举证》中，泰莎花了782天走到了终审流程。这个数字，是创作团队进行了大量关于性侵事实和数据的研究后，算出来的从投诉到开庭平均所需的时间。
花了782天走到终审的最后一幕，剧场灯光亮起，观众能够看见泰莎，也看见自己。
“我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女孩，她拼尽全力，奋斗向上。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谁会无法得偿所愿？她很勇敢，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可能会失去她。”
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然后站起来，踏出第一步。
来源：阿宝侃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