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谢晋执导的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是片中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梁三喜的家乡在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家境贫寒。为了让新来的指导员赵蒙生熟悉连里的情况，梁三喜一再推迟探亲日期。就在梁三喜即将踏上探亲之路时，上级突然来了紧急命令，梁三喜率九连迅即开赴战场，失去了探

如果不让拍那张血染的烈士“欠账单”，《高山下的花环》我就不拍了

谢晋执导的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是片中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梁三喜的家乡在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家境贫寒。为了让新来的指导员赵蒙生熟悉连里的情况，梁三喜一再推迟探亲日期。就在梁三喜即将踏上探亲之路时，上级突然来了紧急命令，梁三喜率九连迅即开赴战场，失去了探亲的机会。为了掩护赵蒙生，梁三喜不幸中弹牺牲。战友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血染的欠账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欠账单上密密麻麻地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账总额是620元。

看到这里，我的鼻子开始发酸，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谢导说，《高山下的花环》片中表现的梁三喜和玉秀那种纯朴的忠贞的爱情,媳妇孝顺婆婆的美德,那种为祖国甘愿献出宝贵生命的品质,都是我们非常崇高的民族传统。特别是剧本中欠账单的处理,它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崇高的信义。中国人是最讲究信义,憎恨忘恩负义的。这是中国人民非常宝贵的传统。所以信义这点我们在影片中重点渲染。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百姓的生活比较穷，烈士的抚恤金比较低，普通战士的抚恤金才500元。因此烈士欠账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事情被李存葆写进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而到1984年我接手拍这部影片时却遇到了阻力。到看到剧本中“欠账单”这一情节时，审稿人员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战士们在战场上或杀敌或牺牲，形象自然也都是光辉的，也是影视作品需要展现的。但是要在他们牺牲后给他们加上“负债”的情节，还这么多笔，是不是有点太“反常”了？又想要表达什么？审稿组的立场很简单，前面“出格”的情节设计已经不少了，战役背景又很特殊，“欠账单”这一块，需要删掉。

当时我据理力争，实话实说也为此与审稿人员较上了劲！我说，如果不让拍那张血染的烈士“欠账单”这个情节，《高山下的花环》我就不拍了！

在我看来，此处情节是整部电影故事线上的灵魂一笔，也是对于战士朴素人性最真实的体现。

两边僵持不下，我觉得还是要让事实说话。于是我带着编剧李存葆找到了当时参与战斗的部队，走访了退伍士兵，他们反映，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他们也都见到过，也确实有战士在牺牲前特别叮嘱把账单交给家人。

在详实调查材料的支撑下，审稿组最终同意保留这一情节。

1984年12月22日，谢晋（右三）和副导演武珍年（右一）、编剧李存葆（右二）在《高山下的花环》拍摄现场

《高山下花环》公映时，片中一组组感人的镜头扑面而来：

梁大娘默默承受了丧子之痛，在赶去部队奔丧之前，卖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带着梁三喜的妻子玉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前往部队。

为了省下部队发给他们的路费，下了火车后，梁大娘和玉秀舍不得花钱乘坐汽车，一步一步地走了十多天，硬是走到了部队驻地。

当观众看到梁大娘一层一层打开手绢，拿出卖猪的70元钱和烈士抚恤金550元、凑够了还债的620元时，整个电影院里发出了一片哭声。

《高山下的花环》在杭州首映时，我曾参加了应杭州大学之邀，谢导给杭大师生作的一次讲座。

谢晋对师生们说:接到筹拍这个片子后，便请来请老搭档李准再度合作，并让李准到云南前线去调研，看看前线指战员到底对什么内容最感兴趣。调查结果有两点，一是梁三喜的欠账单，二是爱发牢骚的靳开来。前线战士对李准说：“就这最真实，你们千万别把它的棱角磨平了。”为此，我要求主创人员要把“欠账单”这件小道具拍出历史感。所谓历史感，谢晋解释说：历史感就是再过20年，假如还有农村兵揣着一大把欠账单来打仗，那中国就没希望了！

讲座结束后，谢晋与杭大师生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电影放映结束，大家还沉浸在影片营造的氛围中，直到礼堂里的灯光全部亮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鼓掌。谢晋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大家挥手致谢。谢导后来感慨地说，这次与杭大师生一起观看《高山下的花环》，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有的戏看完的时候很沉闷，有的戏看完的时候你觉得不由得不鼓掌，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最幸福的时候，我偶然碰到，很多人一般在电影快完的时候都站起来走了，但是我有几部戏看完的时候，还有的（观众）仍是这样坐着，我觉得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看到这地方我自己也很激动，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被镇住了，所以很多人没响，坐在那。我说这个是一个搞艺术的，尤其搞导演的，最幸福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

《一个真实的谢晋》 二、艺术之情(7)

来源：老何话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