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月3日，立春。大S徐熙媛的家人在这一天发布声明，称徐熙媛在日本去世。这则消息，连同徐熙媛作为东亚女儿、女明星、妻子、母亲以及剥离种种身份的徐熙媛本人的一生，令人叹息又愤恨，扼腕又不甘。于是我们用这期节目，送别熙媛，像送别一位远方的朋友。我们希望用她喜欢的方式
2月3日，立春。大S徐熙媛的家人在这一天发布声明，称徐熙媛在日本去世。这则消息，连同徐熙媛作为东亚女儿、女明星、妻子、母亲以及剥离种种身份的徐熙媛本人的一生，令人叹息又愤恨，扼腕又不甘。于是我们用这期节目，送别熙媛，像送别一位远方的朋友。我们希望用她喜欢的方式，笑着，闹着，怒骂着，啜泣着，也愤愤不平着。
我们希望通过反复讲述来缅怀她、铭记她。我们回顾她用关怀和照护编织的女人世界，在那里，人与人的关系如河流般流淌，顺从和赞美不一定代表屈服，也可能是出于怜惜和心疼。我们赞美她的鲜活生猛，她在每一次爱与被爱中践行全然的主体性和自由。我们愤怒于女性的这种自由往往被更大的结构限制和加以利用，它伤害女性的身体，也损害女性的心灵。我们严厉谴责如绞肉机般持续吞噬女性的父权制度和如潮水般蔓延的厌女症，以及利用这一结构收割流量和关注并以此变现的个体和平台。
最后的最后，我们希望熙媛一路走好。希望在每一个春天，我们都会想起她，然后健康地、健康地活下去，活到希望出现的那一天。
熙媛的三重形象
安小庆：第一个是作为东亚女儿的一生。熙媛是最早的两岸家庭的后代，她的父系来自山东，母系是台湾本省家庭，两人生育三个女儿。父亲是独子，有七个姐妹，可以想见这是一个不能再典型的中国传统父权制家庭。父亲是外界看来不成器的二世祖，家暴妻子，后来甚至赌博，姐妹俩前些年还给父亲还清过不菲的赌债。熙媛从童年起就多次站出，保护被家暴的妈妈。她是这个家庭实际的长女，长女如母如父如“夫”，她是这个家庭实际的主房梁和压舱石。从她少女出道，到不幸离世前，都是如此。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姐妹俩演艺生涯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是珊珊，她在掌舵。
第二个是作为女明星的一生。她是少有的自己具有明确主体性，自己提出要做明星的人。她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是Barbie，这个名字似乎也映照了她对自己职业的认识——以一种极度严格和完美的要求对待自己的身体和外表。这背后其实是明星制给她带来的内部自我控制和鞭策，多年来熙媛严格控制体重、雕塑自己的身体，尽力保持她能做到的白，瘦，美，从发丝到高跟鞋，一切都要符合她自己追求完美的个性和娱乐工业对女明星的全面规范。
Barbie同时是一种被大众广泛认可和消费的商品。她从出道做歌手开始，做过主持人，出演过风靡全亚洲的电视剧，最终成为2008-2013年间华语娱乐圈的顶级明星。她深度参与东亚偶像剧行业的崛起，雄心勃勃想要做一位出色的电影演员。直至她结婚，暂停了演艺工作。这个身份中的大S，从小闯荡复杂脏污的演艺圈，她敬业，刻苦，早慧，礼貌，练达，知道这工作的本质是一种让渡和交换。她富有媒介素养和换位思考的能力，每一次采访都尽量给到料和梗，是一个具有古典老牌情怀和修养的艺人，服务大众是她和妹妹一直就抱持的心愿和慈悲。然而作为明星的这重身份，这注定了这也是始终被观看的一生，被误解也被理解和爱慕的一生。
第三个是作为徐熙媛女士的一生。该怎么描述徐熙媛女士呢，或许用她自己的自我介绍最为准确吧。在《蝴蝶飞了》这本诗集中，她这样介绍自己：
我不会说谎（你们可以说我口无遮拦）
我不爱应酬（你们可以说我难相处）
我有正义感（你们可以说我多管闲事）
我工作认真（你们可以说我吹毛求疵）
我不杀生（你们可以说我假道学）
我明辦是非（你们可以说我钻牛角尖）
我热情（你们可以说我疯疯癫癫）
我善良（你们可以说我愚蠢）
我抬头挺胸（你们可以说我骄傲）
我爱阅读（你们可以说我做作）
我很够义气（你们可以说我搞小团体）
我很勇敢（你们可以说我无知）
我头很大（你们可以说我冤大头）
这重生命空间中的徐熙媛，是华语世界谈话节目的先锋开创者，她和妹妹所开启的语态和语言风格影响了两岸几代青年人的说话方式，比如“这件衣服上写了我的名字”。她和妹妹是最早在节目中为性少数群体发声的人，为动物权利呐喊的人，也是最早在大众节目中谈论躁郁症和抑郁症的明星。她们的言行扫除了东亚社会对诸多议题的病耻感和污名化，她们不是靠学习和看书来发声，而是因为本性中高纯度的真善美和共情心。她们的话语为多少曾经痛苦的青年人和少数派建造了一座庇护所，让ta们不再孤独和自我折磨。这对华人世界而言，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功德和贡献。
进入异性恋婚姻城堡前的徐熙媛女士，是一个极具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女性。她建造了一个女儿国，其中是她的妈妈、血缘姐妹、自己后天选择的好朋友和亲人，她们热热闹闹地过了很久，像一个乌托邦式的女儿国，她是国王。她们最早在华语世界告诉女孩们：我们可以后天选择自己的亲人，我们的女性情谊是如此有力和温暖，女性的同盟和关系是可能的，它不再是“无人去过的房间”。她也像氏族首领一样建造了一个母系家族的共同体。让和父亲离婚后的母女四人，成为了一个母系堡垒。
走出女儿国后，她进入异性恋家庭的城堡，她带着三个月的女儿，搬家到北京，她暂停了工作，开始做一个自我和外界要求的完美妻子。在一身伤痛走出这个城堡后，她回到了自己在台北的洞穴，她从小建造的母系部落，这是她最初也是最终的堡垒。具氏和家人在侧，想必离开前的三年，尽管不断被科莫多巨蜥母子撕咬甚至敲骨吸髓，但也是生命中难得的静好岁月。
浪漫爱的多重破灭
安小庆：熙媛是一个真实的丰富的女性。她身上的先锋和传统同时存在，她做了很多挣脱历史文化桎梏的实践，也顺应不少传统的呼唤。这是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文化语境和空气中的我们，从一出生就都被植入过的程序或观念，这套系统其实是对每个人起作用的。作家巫昂在微博上说，“大小S都是七零后，没有一个七零后的女性是生而觉醒的，被婚恋模式为最高价值初始设置过，在嫁入豪门的神话中迷失过，她们打小养活全家，大S能代表姐妹俩去跟各种人谈合同谈工作，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出奇倔强的少女，我不想去论断她们选择的生活的对错，只想说，没有必要以绝对正确的觉醒作为一个范本去衡量她们，她们已经做到了她们能够的极致，在丛林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曾经掌握了至高的话语权，她们的迷失是全体的迷失，她们的挣扎与无助我们也都共享了，她们都有精彩绝伦的人生，这点让人欣慰。”
不能否认她和汪小菲当年一见钟情时那种巨大的激情和生命的悸动。我看过ta们二人对那个时刻各自的文字描述，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但还是会被触动，也会为当时的ta们感到幸运和幸福。我相信ta们当时是两个深爱彼此的人，短短几个月内从认识到结婚，也是一个非常符合浪漫爱神话的场景。但童话最关键的部分其实是，在最初的激情和爱的高潮过后，两个人的关系要怎么发展和生长下去？
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看到，所谓浪漫爱的神话和浪漫爱建造的王国是非常脆弱的，人不能生活在真空当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时代的温度、各种风潮、两岸的政治环境，包括新冠肺炎带来的生活场景的变化和交流方式的变化，以及经济的下行、资本和风险市场的变化和动荡。更不要说亲密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浪漫爱王国中消亡的并不只是爱情本身，爱情消亡的背后有许许多多的“力”作用其中。
浪漫爱曾经是有解放的力量的，像邓丽君的音乐、琼瑶的文本以及她的电视剧、电影都曾经给华人社会带来解放的光亮和空气，但确实我们现在越来越警惕浪漫爱对人——特别是对女性——的麻痹、塑造与格式化，这也是有必要警觉的。正如没有一个植物可以单独存在，即使是我们看来最纯净的两个人之间的爱的关系，也受到许多东西的摆布、许多潮水的冲刷，在各种力量的左右和塑造之下，变成我们不愿看到的一个东西。
即使是像熙媛这样一个一生体面要强的女性，也无法从一场糟糕的嗜血的异性恋婚姻关系中全身而退，即便她已财务自由，依然在这个厌女的大沼泽当中越陷越深，被这对母子敲骨吸髓。没有谁能够真空地生活在社会当中，还有很多天罗地网与大的力量，更不要说厌女铁幕无边无际。这个事情想起来是悲观的，但是，人总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是不是我们简单地站在选择的两端，就可以避免被所有力量波及到，我表示怀疑和还需要再思考。
受众下沉，平台失责
安小庆：这七八年存在一个现象：在时代和资本市场的洗牌中，很多本拥有光环的传统男性明星/富商遭遇了男性气概和阶层坐标的集体滑落，比如以汪小菲、李亚鹏、杨子为代表的“前夫哥”群体，他们做啥亏啥，消耗前妻各种资本多年。现如今在很多人眼中成为滤镜和魔术消失后的疯癫无能男人群体，他们的成堆出现很有解读意味。
不过，这些扶不起的阿斗一路下坠，下沉到抖音的用户那里，很多人爱住了他们。我认为是一方面，这是一种媒介的民主化进程，让下沉受众终于可以插手指点曾经高高在上的名流家事了。这给人一种赋权的幻觉，而蟑螂母子也正是以此卖酸辣粉。鲁迅说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做看客，曾经高高在上的富人和女明星的婚姻，现在轮到本宝在直播间来指手画脚，我问什么对方还答什么，这是真正的“下凡”，真正的获得了一种虚假的权利，这可能是受众的动机和驱动力之一。
第二，其中有一种奇怪的慕强和怜“弱”的同时存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汪家再落魄也是富人，我和所谓的强人站在一起骂小岛子、骂棒子，给我一种我也是强人的幻觉。一些梦女争先恋爱汪，潜意识是汪已经够不从了，是那个台湾女人不知足，老公帅气，儿女双全，给你刷卡，给你在家养着，你还不知足，你这位子，你不要，我要，换作我，换我来做，我肯定做得比你好一万倍。这背后有普通女性育儿的经济压力，也有女性本身的厌女症作祟。同时，下凡到抖音直播间的前京城四少，也令梦女怜其“弱”。
1935年，阮玲玉自杀消息传出后，鲁迅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论‘人言可畏’》。他早就写到了我们以上描述的场景和文化心理，他说：
“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
第三方面，我认为，对于那些汪的男性拥趸而言，他们投射的是一种男性气质的焦虑、和身份财富的焦虑。他们的危机感和潜意识来自，一个台湾前妻竟然离婚之后划走我的财产（实则女方损失惨重），我还要给她育儿经费，还不许我的孩子回北京上学，还离婚不久就再婚，还是和多年前的恋人，我爱新觉罗家的脸往哪搁，这岂不是在我父权制的坟头蹦迪，想想都害怕，这样的事儿绝计不可发生在我身上，我必须站汪某。
熙媛在日本旅行途中突发疾病是一个偶然和意外，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她在那段婚姻当中受到的身体的损伤，还有结束这段婚姻之后，这对母子在抖音长达三年的造谣中伤、人格侮辱、精神虐待对她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换作是我们，即使是其中最微小的一次，我们能不能幸存下来。
但她三年来一直被他们以这种核弹级别的粪便式的侮辱和损伤、倾轧和消费覆盖，还能够那样去面对生活，去抚养自己的孩子，去跟自己的家人相处。即使如此，我们也能够想象这种伤害对她的身心的破坏有多大。
长达三年凌驾于公序良俗之上，对一位女性进行一次又一次刷新人类底线的虐待和侮辱，抖音平台是否尽到了平台监管的责任，是否尽到了维护公序良俗的责任，是否给过他们一次警告或停播一次的处罚吗？在熙媛生前的最后一条微博里，她提到了相关管理部门和平台责任，我相信她对这些平台和部门曾经是有过一些期待的，但她没有等来任何一次强有力的介入和公正的处理。
今天的新媒体平台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在获得那么多的流量、利益和资本的同时，你尽到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吗？且不说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你有做到对公民的平等对待和人格保护吗？这是我特别想提出来的一点。
包括一些综艺节目对素人毫无保护的暴露，把ta置于网络暴力当中，任人去咒骂ta，这也是一种完全违反媒体伦理和平台道义的行为。如果这种事情继续发生，相关部门和平台真的能以所谓的中立姿态豁免于你的监管责任吗？
从一次一次的悲惨的生命离去中，我们不应该只有愤怒和悲伤，更应该向这些平台和机构追责，这类非人的行径不可以再这样被熟视无睹。
地缘政治与男性反扑
傅适野：这里也有一层地缘政治的想象，这也是他们的离婚事件在前两年很受关注的一个原因，里面投射了一种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有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推测，在公共话语场中，北京男性和台湾女性的结合，是作为首都的北京和作为岛屿的台湾的一种完美镜像。
在这个想象中，北京是中心的、雄性的，台湾是边缘的、阴柔的、需要被征服的，这种地缘想象很顺撇地被投射到了汪小菲和大S这一段跨越海峡的婚姻上，也很顺理成章地在必要的时候被动员起来激发民族主义的情绪。不太顺撇的部分是，大S并非一个完全符合民族主义叙事者想象的“台湾娇妻”。
当她展现出婚姻中比较传统的部分，比如结婚之后对丈夫的爱和尊重、对婆婆的孝敬、在场面上给足夫家面子、支持丈夫事业时，公众对她的好感度很高。但是好感度背后未必是爱女，只是爱男，他们爱的是一种对父权制和婚姻制度的捍卫和顺从。而当她展现出不符合婚姻传统的部分时，公众对她的看法就发生了改变。
弦子之前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汪小菲和大S，被舆论打败的法律契约，被疫情戳烂的家国婚姻》。这篇文章指出，在这场离婚闹剧里，汪小菲着重强调了三个点，其中一个就对于她第二任丈夫具俊晔的攻击。他声称具俊晔霸占了一个他买的天价床垫，以及是汪小菲在支付大S台湾家的高额电费。弦子在文章里指出，汪小菲引入第二个丈夫，成功地把一个是否支付赡养费的法律问题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伦理问题背后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情节，即前妻用我的钱养现任老公。不论是提到第二任丈夫还是引入床垫的意象，都是利用了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对于男性和女性在性方面的双重标准。
大S受到了排山倒海的审判，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在父权制和厌女的社会里，男性要污名化一个女性，即便她是一个有资源的有钱的女性，也是非常容易的。而即便是像大S这样的女明星，要自证清白同时又要保持体面，也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当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发现“台湾娇妻”只是一个幻影时，面对一个真实冷静理智有头脑的女性，他们回到了特别简单也特别愚蠢的方式上：在社会达尔文式的丛林法则和暴力中攻击她，并把这种攻击带入了地缘政治的想象中，把女性等同于她来自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远观美国，我常有一种环球同此凉热的感觉，都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像汪小菲这样的男性有那么多的拥趸？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几年女性主义得到发展之后，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男子气概受损的男性都在reclaim自己的男子气概，以期重振旗鼓。在中国的语境下，汪小菲恰恰就成为了这种运动的一个符号，至于在美国的情况，大家可以去参考「忽左忽右」讲UFC政治学的节目。UFC之所以会成为特朗普胜选的一个关键，也是随着#Metoo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已经被逐渐解构的男子气概在寻求重新崛起。在中国它变成了一种更大众化的对于女性主义的反扑，在美国它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现实中对选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注意力时代的公共话语扭曲
张之琪：老派艺人如此看重自己的形象，《人物》报道里写，大S发胖之后拒绝出门，因为怕被狗仔拍到，她说年轻的时候只要出镜是精致漂亮就可以，现在狗仔无孔不入，每个人都有一台能拍照的手机，导致她日常出街也得保持形象。这是老派艺人的自我要求，维持好的形象，也是对观众的尊重，被拍到状态不好的照片，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不敬业。
在今天，艺人、名人的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因为什么出名，是好的名声还是恶名，都可以将关注度、流量，直接兑换成金钱。张兰在直播间里消费大S，模仿嘲讽她的痛苦，做出各种颠三倒四、不顾尊严的事情，那些所谓“支持”她的人，也未必是真的认同和尊重她，可能只是一种看客心态。她就是靠着这种“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的小丑式的表演获得了这么多关注。
这种对比真的让人难过。想到前两天适野在微博上说，“注意力和情绪本身都有可能（或已经）成为一种可被量化的数据、可被调动的资源，甚至是一种商品。越是这样，也希望保护自己的注意力和情绪。在这个注意力很快变现的年代，要主动选择关注的内容和方向，不要被动接受，不要被平台和算法利用，这也构成了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傅适野：在发完这条微博的第二天，我恰好在《大西洋月刊》看到一篇文章《the War for Your Attention》，是《大西洋月刊》编辑罗辛和Chris Hayes的对话。Chris是一位作家和播客主播，今年1月出版了一本探讨注意力和注意力资本主义的新书《塞壬的召唤：注意力如何成为世界最濒危的资源》。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特朗普和马斯克是如何利用注意力获得成功的，这对中国当下的舆论场也极具启发性。
“他们都明白，在如今的时代，关注度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甚至负面关注也无所谓。这才是真正扭曲我们公共话语的关键点。在这个越来越看重关注度的世界里，人们逐渐发现负面关注的巨大力量。因为如果关注度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负面关注和正面关注一样有价值。大多数人天生对负面关注感到不适，有些人却会主动去寻求这种关注。有时候，这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比如，一些创作者在接受采访时会说：“哦，我发现一旦开始‘钓鱼’（trolling），我的观看量就飙升了。”
部分原因是算法会选择推送负面关注的内容，但部分原因是他们内心深处存在某种缺陷——他们渴望关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认为，这一点在特朗普和马斯克身上都很明显。他们会刻意去制造负面关注，只因为那也是关注。这种现象催生了一种“巨型网络喷子式的政治”（troll politics writ large）。而现在，我们似乎正在见证马斯克时代正在取代特朗普时代。
罗辛：你如何定义“马斯克时代”？
海斯：大多数政客都希望获得正面关注。如果他们无法得到正面关注，他们宁愿不被关注，而最不想要的是负面关注……但特朗普发现，其实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关注都无所谓——只要有人关注你就行。而马斯克更进一步地将这一点实践到了极致。他不仅利用这一原则，还直接收购了一个平台（推特），并在这个平台上大规模运作这一策略。可以说，他把特朗普的洞见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清楚地认识到，关注度是最宝贵的资源，这一点在金钱层面上也得到了验证。
其实，这一点我在书里写得不够准确，因为当时我写书时情况还没有完全发展出来。但看看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花440亿美元收购了推特。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这个平台的“主角”。但他对关注度的疯狂追求最终摧毁了这个平台的实际价值——等于是烧掉了大约250亿美元。
然而，通过利用关注度和这个平台，他成功地帮助一位总统当选，而这位总统又让他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最终，这一切为他的个人财富带来了巨大的增长，因为市场意识到他和权力的紧密联系，从而推高了他的身价，使他个人财富增加了数千亿美元。
这是整个“关注度时代”（attention）最惊人的寓言故事。特朗普和马斯克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早意识到：关注度才是最珍贵的资源。因此，为了追求关注，他们不惜一切，即使表现得像个疯子。而这套策略，竟然真的对他们奏效了。
一再地讨论，一再地践行
安小庆：第一次参加《剩余价值》的录制，是韩国两个女孩子自杀，一个叫崔雪莉，一个叫具荷拉。我写了一篇述评，描述了厌女如何渗透于韩国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演艺圈系统当中，它如何像绞肉机一样把两个鲜活美好的生命绞杀掉。然后这才有了我们的第一次认识，也是我第一次在播客媒介表达自己对世界和社会的一些看法。在你们仨约我做这期播客的时候，我就觉得，六七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这么的让人不可理解？
但我还是不愿意屈服，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重复地、不断地、全面地说出我们的看法，我们对世界的不满，我们对父权制度的方方面面的厌弃，和我们绝不再要与其进行任何一点妥协的决心。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讣文，是关于广州的一位政协委员。他深度参与了广州20年的公共社会的建设，我对他有非常深的公共的感怀和私人的感情。
文中我引用了一段话，来自美国作家玛里琳·约翰逊（Marilyn Johnson）的代表作《先上讣告后上天堂》：
“讣闻的意义和美在于它做出的壮举——讣闻告诉我们：又走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像这样的人只有一个，这是一条延续至今的 DNA 长链的终点。当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离开时，它极力以最快的速度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损失。”
我想，只要我们不遗忘ta们，我们一再讨论ta们，一再地践行ta们的生命的特质，ta们就不会真正死亡。我们现在以声波的方式来讨论，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必要的方式，而不是徒劳的方式。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办法写一篇严密的讣文，但还是愿意在生活当中去追思我们心中非常美好的一位女性——徐熙媛女士，去追思她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可爱的、启蒙的、先锋的、生动的切面，还有她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的功德和贡献，不限于女性的境遇，不限于动物的权利，不限于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不限于在新冠期间她如何顶住压力给武汉和其他大陆地区捐献口罩，也不仅限于台湾当局颁布了口罩禁止出口令时，她和熙娣都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客短视的行为。
她们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人道主义都应该高于一切政治观点，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必须不要屈服也不要灰心，因为父权制的存在已经像空气这么自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就像换血一样就把它换掉。我虽然愤怒和伤心，但还是觉得继续走下去，不要屈服。
我观察到大家有一种扼腕和伤逝的心情，我也想说，熙媛在走出这段婚姻关系之后，她不是一个全然被动承受这些遭遇和命运的受害者，你可以看到她还是非常活色生香地在过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要忽略她的主动性和生命的能量。我非常不舍，但也挺释怀的。人这一生生老病死蛮痛苦的，她一直不怕死，现在解脱了，进入了一次新的旅行当中，我们就目送和祝福她。
来源：动物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