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冲，1961年生于上海。演员、电影导演、作家。主演电影《小花》《末代皇帝》《红玫瑰白玫瑰》《误杀》等，执导电影《英格力士》《世间有她》等。陈冲从小跟姥姥长大，她姥姥原名史人范，1908年生于江苏，长大后她觉得为人模范太累，于是自己改名为史伊凡。姥姥的父亲史蛰
陈冲，1961年生于上海。演员、电影导演、作家。主演电影《小花》《末代皇帝》《红玫瑰白玫瑰》《误杀》等，执导电影《英格力士》《世间有她》等。陈冲从小跟姥姥长大，她姥姥原名史人范，1908年生于江苏，长大后她觉得为人模范太累，于是自己改名为史伊凡。姥姥的父亲史蛰夫是一代国学泰斗史贻直的直系后裔，史蛰夫同样在国学上造诣颇深，尤其在篆刻上，瞿秋白就曾追随他学习篆刻，是他的得意门生。史蛰夫治家严厉，但陈冲讲姥姥史伊凡从小叛逆，1922年入苏州女子师范，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旗帜，曾三次在报上宣告与父亲脱离父女关系。1926年史伊凡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被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办事，但因感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1927年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
1930年，陈冲的姥姥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的学联代表张昌绍，这个人后来成为陈冲的外公。陈冲在书中考据式地回顾了她外公和姥姥在相识前的经历，当外公在他学校的校报上发表《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时候，姥姥则在她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群众运动之动机》，陈冲写道：“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在同时感受和思考着时代与自身所带来的困境，寻找着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向往着更正义与平等的社会。”1928年两人分别赴南京上学，其间并无交集，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两人都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他们就此相识，先是前线救援队的战友，而后成为恋人，“一·二八事变”几个月后，两人结婚了。
陈冲的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1937年他以全中国庚款留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赴英国留学，先在伦敦大学，后又赴牛津大学进修，1939年他获得医学博士与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他又赴哈佛大学进修，当时有不少英美实验室邀请他担任要职，但他毅然在1941年回国。他颇具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范，渊博，同时刻苦。陈冲在书中提到，她的外公出生在一个清贫的乡村教师家庭，他的气质和人格完全来自他不断地学习和提高。他一生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大学期间掌握了英文和日文，毕业后自学德文和法文，1950年代又自学俄文，组织翻译了苏联的药理学专著。逝世之后，家人还在他的床头柜里发现了一大沓意大利文的笔记。
有了家庭后，无论是外公，还是姥姥，都没有放下自己的志向。陈冲讲到，1935年北京发生一·二九学运，当时怀着身孕的姥姥与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后发展为中华救国会。生下陈冲二姨后，她把婴儿留在了上海红十字会，立马投入《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她又全身心投入伤兵医院。年底战事失败，她丢下两个孩子，远赴伦敦陪读，陈冲直言，这件事给她的母亲和二姨带来了久远的心理阴影。1939年回国后，她仍未回到孩子身边，又马不停蹄协助国立医学院的迁校任务，他们经轮船和铁路迁至云南昆明郊区，后又跋山涉水前往重庆。
陈冲在书中讲起当年姥姥陪她一起读《简·爱》，《简·爱》中有一段写道：“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的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陈冲说她能想象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于是她做了选择，这个选择有其代价，那就是她成了女儿眼中失败的母亲。但陈冲说，姥姥绝非不爱自己的女儿。她向来不重视物质财富，家里传下来的钻戒和图章，她一时高兴就会转手送人，但两封女儿写给她的信，她却一直用心保存着，跟着她到伦敦、到云南、到缅甸、到重庆，再到上海。信上的内容很普通，写的是：“妈妈大人，我接到你的信，心里很快乐，我身体很好，现在胖多了，脸色也红了，晚上不踢被子了。”
陈冲母亲张安中生于1933年，10岁那年她终于与母亲团聚，一家住进重庆歌乐山一间竹篾糊泥巴的房子。在战争的大后方，他们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但精神上却很充实。当时陈冲外公日日等待那些从国外寄来的书籍包裹，一到手便迫不及待阅读，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了当时国内十分稀缺的医学书籍，并在国外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布了不少论文。而陈冲母亲入读英国教会办的圣光中学，她跟同学读书，唱歌，上树下河，有时也得躲日本飞机的轰炸，她们有句口号：“一个灯笼不用跑，两个灯笼慢慢跑，三个灯笼飞快跑。”也是那几年，一个叫作陈星荣的男孩举家迁至歌乐山，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叫张安中的上海女孩，他也不知道他们后来会结识，成为夫妻，并生下女儿陈冲。
陈星荣家中都是医生，他父亲，也就是陈冲的爷爷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重庆宽仁医院的外科主任。而陈星荣先是考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1949年后，又重新考至上海医学院。这一年，陈冲母亲张安中随家里迁回上海，随后也入读上海医学院。陈星荣和张安中在这里成为同班同学，还分在同一个八人自习小组，坐在了同一个桌角。陈冲在书中写道：“岁月的后镜仿佛一台神奇的织布机，千丝万缕地为我编织出两个人命运的图案——错综、美丽、不可思议。细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迹，你的父母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了。”
1978年，陈冲母亲张安中参加了派遣出国留学考试，医学界一共录取了三位，她是其中一位。陈冲外公张昌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吗啡在脑内作用的高度选择性，很可能是针对某种高度选择性、专一性的细胞组织的作用，并预测那将是药物作用原理的核心。十年后，西方科学家发现了内源性吗啡受体，验证了张昌绍的预测，而这时张昌绍已经自杀去世了。张安中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研究神经药理，陈冲在书中说留学资格对母亲意义重大，她在时代和环境中失去和消耗了太多，包括亲人、年华、机会，这一刻她终于有希望去继承她父亲“未酬的壮志”。
张安中后来去了位于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修。陈冲回忆，母亲有一度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做研究。这家医院在南北战争时期曾是军队的医院和墓地，最高峰的时候，这里有八千多个精神病人。陈冲母亲在的1981年，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利就关在这里。陈冲在书中写道：“走廊上偶尔会有穿着束缚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护士领着走过，夜里偶尔会传来病人野兽般的叫喊，令人毛骨悚然”，而母亲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学习中。陈冲还提及在圣诞长假前的一晚，母亲请了实验室的同事，在医院走廊里开晚会，他们吃比萨，喝饮料，听当时风靡一时的摇滚歌曲《中国女孩》，有人还带来一只迪斯科舞灯挂了起来，所有人在五颜六色的炫光里跳舞。
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张安中应邀与杜邦公司合作，研究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这成为她后半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陈冲记得有一天，母亲带着她所有的行李出现在她洛杉矶的家中，那时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可能就源于工作压力。她对这款药物寄予很大希望，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一直到她去世，这款药物也没能制成。在去世前，她坦然地跟陈冲说：“科学虽然是掌握知识最好的工具和途径，但它只能发现自然规律，不能改变自然的规律。”
研究了一辈子的神经药理，张安中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却对自己的大脑毫无办法，她患癌，失忆，她向陈冲感叹：“我的脑子要比我的心脏先走了。”2021年12月，张安中在上海去世，陈冲没能赶到，她写道：“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人，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陈冲在书中深情地怀念了母亲，她说：“英语里的bereavement——丧亲之痛——是一个词，也意味着一段无法绕过的时间，也许我写母亲的故事是为了度过它；也许悲伤是黑镜中的美，看到了美，就能瞥见更深远的东西。”
陈冲所记述的这个由四代知识分子组成的家庭，每一个名字其实都如雷贯耳，太公史蛰夫是国学泰斗，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外婆史伊凡是知名社会活动家，母亲张安中是著名的神经药理学家，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父亲陈星荣是放射科方面专家，曾任上海华山医院院长，这当中每一个人都能连通海量的家国历史。但在陈冲的写作中，这些被一笔带过了，她似乎更注重打捞这些人生命中的一刻，尤其这一刻中的情感。这似乎是陈冲独特的体悟人生的方式，她在一个对谈活动中讲道：“我觉得可能记忆是一个个碎片的画面。你们闭上眼睛，想一个遥远的事情，肯定是一个个记忆的碎片，然后从碎片当中寻找到某一场景。这本书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它是我对记忆的模样的一种寻找，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什么形状的，什么滋味的。”
所以她写她姥姥，她尤为要写下的是当年她从美国回国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都要带一台电视机或者冰箱什么的，她问姥姥要什么，姥姥请她买“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个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等她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递到姥姥手上的时候，“（姥姥）笑得眼睛眯起来，好像所有的贪婪都得到了满足”。她写外公，她来到外公曾待过的一栋老楼，她想象外公在楼上楼下忙着倒痰盂、扫地、搓棉签，夜里回到带老虎窗的阁楼里刻苦学习中学课程，她说这里承载了一个少年无尽的辛劳、激情和梦想，离别的时候她依依不舍，她写道：“离开了这个少年的影子，像一个母亲永别了她的孩子。”她写母亲在病中的呓语，写父亲因为她没赶上母亲的临终而责怪她，她说：“父亲的悲哀是一座无声的孤岛，令我为他心痛，但是我与他都没有能力跨越这道无形的深渊，去抚慰对方。”
陈冲打捞的这些记忆是美的、深情的，同时又是复杂的，甚至也有残忍的部分，相比于其他的回忆录，它显得没有那么具象，像是一幅幅细腻敏感的抽象画。但这可能正是陈冲的目的所在，也是她作为写作者的天赋所在，她在采访中说：有形的东西会消逝，比如一张相片会褪色开裂，但无形的东西可能反倒是无限的，“把整个人生的画面变成一种无形的东西，让它无限，我觉得回望的意义正在于此”。
出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但陈冲和她的哥哥却相继都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哥哥陈川是一名画家，而她成了一名演员。在多个媒体采访中，陈冲都坦言，在家庭的影响下，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觉得演戏是一个正当职业，她甚至为此常常觉得自己浅薄无知。但到今天，她已经作为一名电影人工作了半个世纪之久，这个她曾经认为的“青春饭”成了她毕生的事业，也是她由衷热爱的事业。
来源：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