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岳云鹏的相声在观众评价中存在争议，却仍能持续登上春晚舞台，这一现象背后涉及多重复杂因素的交织。从文化符号、市场需求到平台策略，其背后的逻辑远非简单的“质量优劣”可以概括。以下从多个维度剖析这一矛盾现象：

岳云鹏的相声在观众评价中存在争议，却仍能持续登上春晚舞台，这一现象背后涉及多重复杂因素的交织。从文化符号、市场需求到平台策略，其背后的逻辑远非简单的“质量优劣”可以概括。以下从多个维度剖析这一矛盾现象：

### **一、春晚的“安全叙事”需求：风险规避与符号化存在**
1. **政治正确的“保险牌”**
春晚作为国家级文化工程，语言类节目需兼顾娱乐性与意识形态安全。岳云鹏的相声风格以“无害化”著称：
- **内容去敏**：多聚焦家庭琐事（如夫妻斗嘴）、传统文化（如猜灯谜），避开社会敏感议题；
- **情绪正向**：通过“自嘲”“卖萌”制造笑点，不涉及讽刺批判，符合“欢乐祥和”主基调。
这种“安全阀”属性使其成为导演组应对审查压力的稳妥选择。

2. **春晚符号的延续性**
自2014年首登春晚，岳云鹏已与孙越形成固定搭档，其《五环之歌》《谜一样的男人》等作品成为春晚记忆的组成部分。在春晚日益面临“年味淡化”批评的背景下，保留观众熟悉的符号（哪怕评价分化），可营造“怀旧惯性”，维系仪式感。

### **二、受众分层逻辑：沉默大多数的“基本盘”**
1. **非一线城市的审美偏好**
岳云鹏的表演风格（夸张表情、方言梗、简单重复的互动）更契合下沉市场观众的娱乐需求：
- **低理解门槛**：无需文化积淀或社会洞察，笑点直接；
- **强情绪调动**：通过集体合唱（如《最亲的人》）、简单接梗实现“伪参与感”。
这类观众可能不热衷网络评分，却是春晚收视率的实际支撑群体。

2. **代际审美的妥协产物**
春晚需兼顾家庭场景中不同年龄层的需求：
- **中老年观众**：对“电视相声”的认知仍停留在马季、冯巩时代，接受岳云鹏的“小品化相声”；
- **年轻观众**：虽批评其作品“尴尬”，但春晚对其而言更多是背景音而非核心观看内容，争议本身反而制造话题热度。

### **三、平台与资本的共谋：流量逻辑下的妥协**
1. **德云社的“体制化生存”**
德云社与春晚的关系存在微妙平衡：
- **资源置换**：春晚需要德云社的民间影响力吸引年轻观众，德云社则通过春晚维持主流媒体背书，缓解“三俗”争议；
- **梯队策略**：郭德纲本人因历史争议难登春晚，岳云鹏作为“去棱角化”的德云社代表，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选择。

2. **商业价值的隐形杠杆**
岳云鹏的综艺曝光度（《极限挑战》《王牌对王牌》）使其具备“破圈流量”，春晚可利用其社交媒体话题度（如“岳云鹏笑场”“孙越被怼”）对冲语言类节目整体疲软的舆论压力。据央视市场研究数据，2021年其相声表演时段收视率冲高至28.7%，证明其“工具性价值”。

### **四、行业生态的困境：相声创作的“系统性塌方”**
1. **喜剧人才的断层危机**
对比赵本山时代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百花齐放（赵丽蓉、黄宏、宋丹丹等），当前喜剧生态呈现“综艺咖＞专业创作者”的局面。岳云鹏的持续登场，实质折射出：
- **创作力萎缩**：优质编剧稀缺，段子依赖网络热梗拼接；
- **新人培养失效**：沈腾/贾玲转型电影、贾冰困于区域文化，难出现象级接班人。

2. **审查机制下的“创意贫困”**
春晚语言类节目需经历数十轮剧本修改，导致：
- **去锋芒化**：讽刺尺度限于“催婚”“代际沟通”等浅层议题；
- **形式固化**：必须植入政策宣传（如2023年《我的变、变、变》强行关联“乡村振兴”）。
岳云鹏的“安全型相声”，恰是这种机制下可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

### **五、争议背后的隐喻：春晚的“身份焦虑”**
岳云鹏的春晚相声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深层矛盾：
- **传统与流量的撕裂**：既想通过“相声”传承文化符号，又被迫向短视频时代的碎片化审美妥协；
- **精英与大众的博弈**：知识阶层批评其“低俗”，但文化消费的民主化进程让大众偏好占据主导；
- **仪式与实用的冲突**：春晚试图兼顾“国家叙事”与“娱乐产品”双重身份，最终导致语言类节目沦为“四不像”。

### **结语：一场没有输家的游戏**
岳云鹏与春晚的“年常合作”，本质上是一场多方共谋：
- **观众**获得了一个可吐槽的社交货币；
- **春晚**完成了语言类节目的KPI；
- **岳云鹏**巩固了国民度；
- **资本**收割了流量红利。
这种微妙的平衡或许才是“岳云鹏现象”持续存在的终极答案——**当所有人都对现状不满，却又找不到更优解时，维持现状就成了理性选择**。

来源：萧武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