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这一年：女人敢怒敢言敢动手

摘要：只不过，我们企图更进一步，再深入地思忖，中国电影“女子力”的大爆发，与既往的电影传统有哪些继承与扬弃，特别是，新一代女性创作者们不约而同达成的创作共识里，是否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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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中国电影，最大的特征是女性题材的大获全胜。

近期的各家盘点与总结，大多都在极力表扬这次进步，对此，我们当然无意否认，而且十分欣慰于这一局面能够从年头持续到年尾。

只不过，我们企图更进一步，再深入地思忖，中国电影“女子力”的大爆发，与既往的电影传统有哪些继承与扬弃，特别是，新一代女性创作者们不约而同达成的创作共识里，是否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锵稿主编徐元

作者介绍：女，电影记者，影评人，枪稿前任主笔。

《热辣滚烫》里，杜乐莹走上通向拳台的走廊，表情肃穆，眼神坚定，她即将挥拳，斩断过去，实现真正的脱胎换骨。

《出走的决心》里，李红面对丈夫的诛心指责，抄起刀子，冲着这个怨怼半生的男人，嘶吼出压抑多年的疑惑、不忿与不甘。

《好东西》里，王铁梅吓走跟踪狂，骂走随地小便的男人，喝止住让她感觉不适的暧昧对象，拒绝着献殷勤的前夫，把正直、勇敢践行到底。

2024年的国产电影市场里，女导演与女性题材作品迎来强势爆发，《热辣滚烫》《出走的决心》《好东西》三部影片尤其引人注目：她们毫不避讳地展示着女性的不满，女性的控诉，用行为与语言抗争，打破曾经牢不可破的性别规训。她们卧薪尝胆，揭竿而起，特立独行，渴望做命运的大女主。

——愤怒，是2024年国产女性电影的底色。

她们的愤怒

每一种愤怒，都有不同的起因。

杜乐莹身材肥胖，性格懦弱，一事无成。闺蜜和男友背叛她；家人嘲笑她，利用她；她以为心怀理想主义的男人，不过是个因为三万块钱就打假拳的虚伪之辈。善良，却不被善待；付出真心，却被屡屡践踏。乐莹怎能不愤怒？只是她一无所有，只能用一场自虐式的修炼孤注一掷，这是被逼到绝路、背水一战的愤怒，是一个落入深渊的底层人用身体做武器，对生活的宣战。

李红曾不止一次试图为自己而活，却从未成功。少女时代，她被父兄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婚后，她被丈夫当成老妈子；她的女儿看似善解人意，其实也在更隐秘地剥削着她。作为女儿，她为兄弟牺牲；作为妻子，她为丈夫牺牲；作为母亲，她为子女牺牲。凭什么必须是她呢？李红的愤怒，指向深层的父权家庭结构。在这样的结构里，无论女性的身份如何转变，都是被牺牲的那一个。而同样身为女性的她的母亲和女儿，也同时成为了加害于她的帮凶。身处始终被剥夺选择权和个人空间的牢笼，她深知只靠忍耐与沟通无法换来尊严，只能用近乎极端的决裂进行自救。

相比前两位，王铁梅外表光鲜，似乎没有经历断尾求生的惨烈。她调查记者出身，雷厉风行，是一位酷妈妈。然而，她的处境并不轻松：事业遭遇中年危机，上一段婚姻里男方不作为，她明明在事业和生活中都已拼尽全力，还是遭遇网暴。她习惯了用强势与理性武装自己，看似“全能”，却也时刻紧绷神经。她向所有行为不端开火，对令自己不舒适的行为说“不”，对不理性的关系保持警惕。出于知识分子的自觉，她有着自我苛求式的愤怒，她必须时刻保持优越感和掌控力，用理性与霸气去抵御外界对女性身份的轻视。她恨自己任何时刻都不够“完美强大”，所以对别人的不尊重更难容忍。

三位大女主或处于底层绝望，或身陷父权家庭的旋涡，或在事业与生活中被危机四伏所逼。她们的愤怒各有不同，却共同展示着女性再不甘做逆来顺受的苦情人，而要以最强硬的方式对抗不公的姿态。

《热辣滚烫》票房超34亿元，稳居去年票房榜冠军位

从悲悯到愤怒

愤怒，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纵观国产电影，女性所遭遇的困境与苦难从未停止被书写，只是每个时代的创作者有着不同的表达重点。到底谁才是女性之苦的元凶？不同于《出走的决心》《好东西》直接向父权开炮，过去的女性故事透过更宏大的历史或社会视野，为女性境遇提供了多元而丰富的刻画。

吴永刚执导的《神女》（1934）中，阮嫂为了赚儿子的学费堕入风尘，委身流氓，最后却因身份曝光，导致儿子被学校开除。

影片深切同情这个卑微母亲，把她的困境更多归结为“旧社会的无情”。在这里，女性并非不想反抗，而是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系。她的愤怒被更庞大的社会、道德合力碾碎，最后只能靠鱼死网破获得短暂解脱。

这份悲悯构成了传统女性故事的一个典型母题：女性作为封建社会的受害者，注定要成为无力反抗的牺牲品。

《神女》诞生于上世纪左翼电影运动风潮，主演阮玲玉这一时期演绎了多个不同阶层的女性形象

张艺谋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里，大学生颂莲被贪财的母亲逼嫁给陈家老爷做四姨太，为了在这个家族立足，得到那盏意味着能被老爷“临幸”的灯笼，她必须从血雨腥风的勾心斗角中获胜。

电影把女性之间的倾轧与男人的独裁置于同一框架下，封建礼教残酷剥夺着女性，而男性角色被当作制度化的代言人。女性作为旧礼教的牺牲品，并非没有抗争过，但大多仍局限于如何取悦老爷，打击对手的宅斗之中，女性间的敌对覆盖了她们对男性掌控的反击，愤怒被传统礼教的重压和宅院的阴森深深压抑。

以宏观角度书写女性悲剧，用“旧社会”“封建礼教”或“时代悲剧”的大框架去概括女性面临的压迫，女性角色的受困与牺牲往往被放进一个庞大的背景里，观众看到的更多是她们在“大环境”下的挣扎与无奈：众生皆苦，女性更苦。女性的苦难被书写——先作为人，再作为女性。只是时代的悲剧会波及所有人，那么女性之苦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人们用悲悯和同情的目光去看待女性的卑微和苦难，也意味着一种无意识地居高临下的审视。这种态度固然饱含善意，它也可能无形中否定了女性角色本身的能动性。换言之，悲悯与同情使观众站在“高位”，把女性当作需要被拯救或怜悯的对象，而非能自发思考、行动、甚至爆发出强力反击的个体。结果便是，那些被安置在“值得同情”坐标系里的女性，即使展现出更自主、更激烈的对抗姿态，也很难带给人一种强有力的，令人振奋的感觉。

《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女性，只能被动等着男性主人的“临幸”

随着时代变迁，部分影片在“宏大控诉”外，加入了更多对于人之欲望、社会转型的描写，1995年李少红导演的《红粉》里，解放后的青楼女秋仪与小萼试图重建个人生活。一个逃避改造，又没能为自己找到更好的依靠，只能遁入空门。一个接受改造，顺利嫁为人妇，却又在不甚满意的婚姻中消磨。她们既面对着制度与时代更迭的冲击，也在情感、欲望与利益的纠缠中挣扎。影片关注的不仅是女性受害，还呈现了她们在自身惰性、渴望中的摇摆。对比《神女》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此时的女性不再是纯粹的牺牲品，她们想主动争取自由或情感，却依旧付出巨大代价。

到了李玉导演的《苹果》（2007），镜头则对准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女性困境。保姆刘苹果被老板林东性侵，丈夫安坤震怒之余选择以此要挟敲诈，老板娘王梅因复仇而出轨安坤，令局势愈发混乱。生活质感的影像中，电影聚焦在更深层的社会问题与性别议题之上。性侵背后，是围绕权力、金钱、情感的多重不对称关系，以及都市夹层中人性的灰色地带。

杨荔娜导演的《春潮》（2020）表面上看是围绕祖孙三代同住一屋檐下的家常戏剧：记者郭建波在外锋芒毕露，回到家却在母亲纪明岚的PUA里窒息；小女孩郭婉婷夹在二人对立里努力维持和平。母女之间的愤恨时刻累积，感情纽带又难以割舍。但在这难以调和的代际矛盾背后，隐藏着时代的隐痛，作为红卫兵的纪明岚曾举报了自己的丈夫，直接导致了家庭的破裂。

当故事转向更当代、更都市化的背景，也给予女性角色更具体的对抗空间。与过去宏大叙事下笼统的制度或旧礼教所营造出的整体氛围不同，这类环境常常将矛盾直接落到日常关系、家庭冲突等具体领域里。结果是，女性不再只被视作时代洪流的被动受害者，也不必总是被“模糊”在一个庞大语境中，她们可以以清晰的姿态来争取自由，表达愤怒。

导演杨荔钠用近十年时间创作“女性三部曲”《春梦》《春潮》《妈妈！》，展现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生命经验

但无法否认的是，对于“谁才是女性之苦的元凶”的回答，几乎始终没有跳出过时代悲剧的表述。只是当创作者将女性困境置于时代悲剧、社会矛盾、欲望纠缠中，以一种悲悯或细腻的笔触为女性发声。这种人文关怀与复杂性，让观众看到的不只是“男性加害者”，更有社会、制度、伦理层面的多方作用。

随着社会舆论对女性处境问题的更聚焦，文艺作品开始寻找那个更直接的“加害者”，不再回避父权、男性在两性不平等中的直接角色，并果断将矛头对准可以当面对峙的“敌人”。2024年的女主角们之所以能用近乎极端的方式表达不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她们将矛头对准了具体的男人、以及父权体系下所有漠视女性尊严的行为。

当以前的女性苦难故事更多诉诸含蓄的社会控诉时，今日的新作则选择直斥父权就是罪魁祸首。这是时代和观众审美共同演变的结果：观众早已不满足于看女主泪眼婆娑、忍辱偷生、默默退场，而需要一个真实、有力的宣泄口——由此便有了杜乐莹的拳、李红的刀，以及王铁梅的怼。

不过，女性影像从“悲悯”到“愤怒”的路途，或许很难能简单归纳为一种“升级”。

愤怒的代价

当《热辣滚烫》《出走的决心》《好东西》里的女主角们一拳一刀一语地对抗不公时，影厅之外也在同步上演一场名为“女性崛起”的舆论风暴。

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2024年的国产电影格局，“老登失灵，女性崛起”似乎再贴切不过。

曾高奏凯歌的男导演们，如陈思诚、徐峥、宁浩，今年却接连遇冷；而女导演的作品却席卷票房与话题度：这三部电影与它们同档期的影片相比，都收获了更多、更激烈的社交媒体讨论。从杜乐莹的拳击台，到李红刀锋相向的嘶吼，再到王铁梅的犀利金句，2024年的国产片就这样在满溢的女性愤怒里刷爆了舆论场。

为何女性的怒火能大获成功？当然有市场与观众审美更迭的推波助澜，每一次社交媒体上曝光的性侵、性骚扰、家暴、PUA、渣男出轨等事件，都像导火索，让更多女性对“为何忍耐”产生巨大疑问。而与愤怒相伴，把男性角色塑造得集体负面似乎成了一种必然。《热辣滚烫》里窝囊又虚伪的昊坤、《出走的决心》里自大又自私的丈夫、《好东西》里伪女权前夫和自负医生……他们要么是全然反派，要么像个小丑。所有漠视女性尊严与付出的男性，都被创作者赤裸裸地点名：他们就是痛苦的源头。

爽感由此诞生，以往的善于忍气吞声的贤妻良母们一跃成为“大女主”，令观众收获了极大的宣泄快感。乐莹在比赛后，拒绝了昊坤的邀约，她不再是一个看对方脸色的懦弱女孩，而变成了一个掌握主动权的强者。

王铁梅则是金句频出，时刻宣示女主必得自立自强，在情感上处于高位，绝不委曲求全，“艺辉小学”的设定更是直接宣告导演希望教观众做人的企图。

《好东西》中艺辉实验小学，现实中是徐汇区名校建襄小学

同样是家庭戏，如《春潮》里那般亲人间的相爱相杀浑然不见，《出走的决心》中，家庭苦情戏的外壳之下，丈夫成了绝对大反派，他对李红几乎没有真感情，只有冷漠与颐指气使。再细看姜武的表演便会发现，这位老戏骨这次的表演不仅没有如他其他代表作那样人戏合一，反而呈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模版化，对他而言，这样的角色并不需要复杂动机，只需要展现出男性原罪的既定符号。因为他所演绎的其实并非是一个特别的角色，而是以李红丈夫为代表的一类男人。

中国从来不缺“翻身做主人”的故事，以往翻身的是农奴、无产阶级，今天变成了女人，也因此，2024年的女性故事，有着和以往左派斗争檄文那样类似的底色。激进的表达满足了女性大声说话的迫切心态，它们呼应了时代与观众需求——早期的文艺作品唤起对女性处境的关照，如今，则到了直接用愤怒“敲打”现实的“二次觉醒”的时刻：“都2024年了，为什么还没变好？” 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下，电影用高强度的情感冲击，以最大限度地挑起社会情绪与话题，倒逼公众与舆论去审视那尚未实质改观的性别秩序。但这样“打倒敌人”的故事难免让人困惑，一群人的自由，真的是要以把另一群人踩在脚下为代价吗？

《出走的决心》可以说是2024年一众女性题材影片里，现实意义及探讨深度最大的一部

愤怒既是爆破口，也是隐忧。它能瞬间吸引大众注意力，让沉默得太久的女性之声全面爆发；也可能在一时痛快后留下“然后呢？”的反思空白。

“二次觉醒”固然可喜，但拍成男性即罪魁真能带来更深刻的反省吗。或许我们需要更多作品，在痛快吼完后，继续发问：真的所有苦难都只因为男性恶劣吗？更多父权之外的结构性问题要如何解决？口号之外，女性在情感、事业、生活里该怎样自处？

也不难看到激烈情绪在舆论场里脆弱的一面。大受女观众追捧的邵艺辉导演因为点赞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的一条微博而形象“坍塌”，从“捍卫女权”的女神到“吃女权馒头”的靶子，被一些观众口诛笔伐。愤怒本身虽能烧起现象级热度，也带着不小风险：观众越是投入，就越容易在任何失望时背刺，距离真正改造深层次的性别秩序依然任重道远。

讲述女性愤怒的故事，带来机会，也带来代价。用这种方式拍电影，能在短期内让女性发出巨大声响——让刀锋见血，直指父权堡垒。但要如何借这股声浪，让观众在情绪发泄后，还能对性别结构与人性复杂度抱以持续的求索精神？这都决定了女性电影在未来的走向。

引爆之后如何重建？这是2024年愤怒的大女主们留下的思考题。也许我们可以从去年席卷全球的《芭比》中得到些许借鉴。它解构了完美女神的概念，让女主角经历觉醒、困惑，又真正找回自我的路，她意识到，无论是父权建构的美丽童话，还是各种“主义”，都各有其虚伪之处。女性成长，终究是要成为一个真实、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