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涛，又名胡三寿，1992年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2013年，他在西安美术学院上学期间，参与了吴文光发起的民间记忆计划，返回老家村子采访老人记忆并拍摄纪录片，完成纪录片长片处女作《山旮旯》。此后12年，他的摄影机再也没有离开老家，先后完成了纪录片《古精》、
胡涛，又名胡三寿，1992年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2013年，他在西安美术学院上学期间，参与了吴文光发起的民间记忆计划，返回老家村子采访老人记忆并拍摄纪录片，完成纪录片长片处女作《山旮旯》。此后12年，他的摄影机再也没有离开老家，先后完成了纪录片《古精》、《偷羞子》、《地洞》、《复活》。胡涛新片《复活》讲述家乡因修建高速公路，迁移坟墓的故事。胡涛说，高速公路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进入到我的家乡。我无法改变或者阻挡，拍摄既成为一种反抗，也成为了一种见证。当我拍摄的时间越长，高速公路的修建所引发的思考越难以被言说。吴文光曾也曾评价《复活》：“现代化”碾压故土，故去之人遭遇“二次埋葬”。作者不仅影像记录“作见证”，并为那些命若草芥故人“影像立传”。凹凸镜DOC获得胡涛授权，将转载4篇他的回村笔记。
回村笔记10：又一座坟被砸开了。一座坟，一口棺材，葬了两个人——一位母亲和她肚子里的婴儿。这位母亲叫刘晓芳，1982年出生，24岁嫁到湘子店村。我还记得刘晓芳结婚的时候，在婚房里，我看见她穿着红衣服，个子不高、人苗条，和我妈正聊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或许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向我妈提起这段记忆，她却不记得了。周记叔是刘晓芳的丈夫，他和我们家是亲戚，我妈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周记叔要么背个背笼，要么骑个自行车，要么骑个摩托车去把刘晓芳接回来的。我爸和我妈结婚时，我爸背着背笼把我妈接回来，那是1991年的时候；我猜想周记叔是骑着摩托车去接的，因为那一年是2006年，摩托车在村子正兴。刘晓芳来到湘子店村的头一年就怀孕了，村医说，这一年母婴保健政策才开始施行。刘晓芳有妊娠高血压，视力变得有些模糊，村医让她和家里人去县城签个合同享受母婴保健政策，还没得及签，她就要分娩，家里人把他拉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时银花镇卫生院，有一个女的叫周艳珍，是河南（村名）人。医院有个谢医生，正在给人包红伤，周艳珍去他那里拿了钳子。有妊娠高血压的孕妇在分娩的这段时间最危险，娃要出生，大人没力气，娃就生不出来。周艳珍意思是把娃的生命灭了，把大人保下。经家里人同意，她就把钳子伸到刘晓芳的子宫，把娃抓烂，往出拽，娃没得了，大人承受不了，最后大人也没得了。当时村子去了几十名村民在银花镇卫生院闹。医院院长叫李登高，他们让李登高跪在刘晓芳的尸体前，弄了一张白纸缠到他头上，让他跪着烧纸。最后医院给了三万块钱，事情才了结。刘晓芳死的时候25岁，我奶奶说婴儿刚露出了头，就再也出不来了。在他们死了十六年后，村里人合力把她们的棺材从墓洞里拖出来，婴儿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却以零碎的尸骨到达这个世界。“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在秦岭腹中的湘子店村，将以什么方式去往大山外的世界？我面对着这个腐朽不堪的棺材，大家用木板七拼八凑地将它箍住，凑合着挪到三十米开外的新坟。我向村民打听刘晓芳的过去，说她死的冤，谈及她为什么会死？有以下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时代所致，放到现在就死不了；第二种说法是没来得及签母婴保健政策的合同；第三种说法是医院耽搁了；第四种说法是周记叔在外打工，家里人不提前让刘晓芳去县医院住院，一家人舍不得钱；第五种说法是自身体质差，拿着生命代价去生娃。从时代到集体、从集体到家庭、从家庭到个人，直至让新生命胎死腹中。在因高速公路而迁坟的众多坟墓主人之中，婴儿是最小，他/她本该生于2006年。我向刘晓芳的婆婆打听关于刘晓芳的过去时，她说：“提她干什么呢？如果你周记叔在家的话，估计连提都不敢提！”我想到在迁坟现场，刘晓芳的娘家人坐在一边心事重重地看这眼前的一切；周记叔看见我在用摄像机纪录，有些不高兴。刘晓芳和婴儿的死，十六年来都是这个家庭的禁忌，苦难深深埋藏在每个人心里，像被再次被捆扎紧实的棺材一样，被迅速地丢进另一座坟墓，墓口又被封死，等待时间一点点让一切腐烂全无。剧照、海报由导演提供编辑：张先声凹凸镜DOCID：pjw-documentary微博|豆瓣|知乎：@凹凸镜DOC 来源：冰激凌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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