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小的我》里，五慢症患者刘春和去咖啡店做兼职，写诗，考驾照，学打鼓；他有困苦，有梦想，也有情感需求。
最近，电影《小小的我》热映，
让无数人看到刘春和的困境和梦想，
也让从前很少被关注到的群体——
脑瘫（现被倡议更名为“五慢症”）患者
进入大众视野，许多观众感叹：
第一次在大银幕上清晰地看到这群人，
第一次知道，原来脑瘫并不意味智力障碍。
中国有600多万五慢症患者，
每年新增病例4万至5万人，
在公共生活中却几乎隐形。
偏见与误解之下，患者难以融入社会，
在就业学习的发展机会上有很大缺失，
也难以融入周遭环境进行正常交友，
更不要说向大众展示自己。
《小小的我》成了一个改变的引子，
一些患者以此为契机，向公众展现真实生活：
化个漂亮的妆，请朋友们喝奶茶，
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
普通人的日常，也是他们的日常。
未曾看见、未曾了解，滋生误解与偏见；
而正视偏见、破除偏见，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从《小小的我》开始，
看见，就是改变的第一步。
《小小的我》里，五慢症患者刘春和去咖啡店做兼职，写诗，考驾照，学打鼓；他有困苦，有梦想，也有情感需求。
此前对病症并不了解的观众，在关注之余，也许心里会打个问号：
患者开车上路真的安全吗？写字速度很慢，要怎么考试？他们真的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需求吗？电影所展现的，是基于患者的生活事实，还是一种艺术加工？
电影之外，也涌现出不同身份视角下的种种疑问：
患脑瘫影响升学吗？考试有加分吗？他们更为敏感脆弱吗？结婚生子可能吗？在路上见到患者，需要主动上前提供帮助吗？不敢看他们，算是一种隐性歧视吗？
最近，“苔花公约”被提出并渐渐普及，呼吁社会各界支持残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一些企业积极响应雇佣残障人士，却也不免担心：
我主动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是不是容易遭遇舆论风暴？如果录用后发现人岗确实不匹配，解聘残疾人是否合适？
产生这许许多多的疑问并不奇怪，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五慢症实在太陌生了。「看见」之后，「了解」才成为可能，提问与交流正是观念进步的重要过程。
将这些问题抛给患者本人，以及与患者有过真实接触的伴侣、朋友、驾校教练、律师等等，才能得到更真实的答案。来自他们的声音，组成了这支《小小的问答》。
我们用文字摘录了部分问答——
Q：五慢症患者能考驾照吗？开车上路安全吗？
乘风助梦驾校谢老师：他们可能存在运动功能受限的问题，但只要到专业的体检机构，经过体检符合要求了，就是可以考取驾驶证的。
有一部分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不达标，到专业的机构通过正常的康复训练后符合标准，也是可以考取驾驶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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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的特殊装置
乘风助梦驾校余教练：肯定安全，因为他们拿的执照跟我们平常一样的，是通过公安部颁发的合格的驾驶证。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开的车子跟我们不一样，比如，方向盘上有万向轮，有助推器等等。
Q：和五慢症患者组建家庭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患者家属耿冬冬：我们是从网上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也提前做好了心理建设，把他的情况想得很严重。但是我真正见到他的时候，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他能正常地向我走过来，聊天说话我也能听得懂。我觉得好像跟我（之前）理解的患者不太一样。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特意给我买了一个口红带着，我觉得这个男的挺会来事儿的。后来过节的时候他都是买口红，没完没了，导致我家里口红泛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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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冬冬与爱人
结婚之后，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我比较独立，所有的事情都大包大揽，他就觉得好像没有被需要。我就觉得要做个分工：我做饭，他洗碗，我拖地，他扔垃圾，我送孩子，他接孩子。
他属于那种比较黏人的，动不动就要亲亲抱抱搂搂。有个周末，他让他爸爸妈妈提前把孩子接回老家去，突然跟我说带我去看日出。我记得那天晚上雾很大，但是我们又很兴奋，听着歌，就这么一直开着车。
他是五慢症患者，对他来说是不幸的；但是我们相爱之后，我确信我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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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佳迪律师连线
Q：如果聘用了五慢症患者，但他不称职，我可以解雇他吗？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刘佳迪：当然可以。
无论是五慢症患者，残疾人士或者是其他普通人，企业在解除劳动合同时都应当遵守相同的法律规定，确保公平公正，当然也要考虑对于残障人士的特殊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为残疾员工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和相应的工作环境。中国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法律对残疾员工的就业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是基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要求。
从更高的维度上来看，公平公正，无论是对残疾人还是普通人而言，都是一致的。平等地对待残疾人劳动关系的形成和解除，其实是在保护所有人的劳动权利。
Q：五慢症患者考大学有加分吗？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副教授张宇莲：据我了解，加分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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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考残疾考生合理便利申请表示意
但残障考生参加高考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他们可以填一个《普通高考残疾考生合理便利申请表》，有12项便利措施可以申请，包括盲文试卷、大字号的试卷等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弥补考生身体的残障，让他可以正常参加高考答题。
残障学生在学习的道路上还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的就学之路扫除许多障碍，让所有的考生都能拥有公平的考试和学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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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黄特和他的朋友们
Q：如果我和五慢症患者出去玩，需要注意什么？
患者黄特的朋友们：其实和平常交朋友没什么区别，我们甚至还一起去周边城市特种兵旅游过。
小点是有的，比如说（帮忙）拧瓶盖；他有时候会把鞋带往里面一塞，但也完全不影响他走路。
其实什么都不用想，有空想还不如先出门，好朋友在一起玩什么都很开心。见上一面，你心里所有的忐忑或者不了解，都会烟消云散的。
看完这些小小的回答，你可能也感到，五慢症患者的面貌和他们的情感与困境，脱离出刻板印象，愈加清晰起来。
很长时间以来，脑瘫这个词被冠以偏见：不能正常学习，不能正常工作，交不到朋友，无法正常出行……甚至被进一步污名化，演变成一句粗话，筑起病耻感的高墙。
作为一种永久性发育神经障碍，它的主要表现之一是运动障碍，可能是痉挛型（表现为肌肉僵硬）、不随意运动型（如舞蹈样动作）、共济失调型（平衡与协调受损）或其他混合类型。“100个患者里，有99个症状都不相同。”尽管存在智力障碍风险，但大多数患者的智力水平与普通人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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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各行各业的患者们
我们看到，有患者成为诗人，站上舞台中心起舞；有患者以优异成绩成为数学博士；还有患者成为脱口秀演员、健身教练、厨师、外卖员、博主、配音员……
当偏见与歧视被剥除，脑瘫患者，只是“慢了一点”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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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叫我脑瘫》中，志愿者们为脑瘫重新起名
最近，一群患者、患者家属、残障人士教育工作者、医疗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发起了一个改名倡议，希望以「五慢症」代替「脑瘫」，源于清代医师张璐在《张氏医通》中对脑瘫症状「五迟」（立迟、行迟、齿迟、发迟、语迟）的记载。
改名倡议的真正意义，或许已经超越名称定义，它更是一种以更客观视角去看待患者的呼吁。一位观众留言说：“如果可以，我更愿意直呼你的名字，问声好。”
也许我们更该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对待社会中的“弱者”？
“残疾人就该待在家里，不要出来给社会添乱。”“整个城市都有无障碍通道，还要求什么？”这样的傲慢言语并不少见。
刘春和说：“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可很少，会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己人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情境下成为“弱者”“少数”和“边缘人”，就像电影里的“全职女儿”，和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本就不存在泾渭分明的“我们”与“他们”。
也许短时间内无法彻底解决结构性问题，消除患者的发展困境，但至少先平等地看见每一个人；如果有机会，伸出双手传达自己的选择，就像《苔花公约》所倡议的，从给予一个小小的岗位、学习或参与机会开始，多份理解，少些偏见。
平等地学习与工作的权利，追求快乐的欲望，爱与被爱的能力……这些都是每一个“小小的我”与生俱来，也需要加倍珍惜的东西。
期盼《小小的我》成为一个新的开始，期盼影片外的世界，终将不再有“我们”与“他们”的区隔；期盼越来越多人真诚地说出那句：“慢一点，也没关系。”
来源：财富吹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