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坐标玉林，咖啡店“一介·巷子里”成为了最新的热门打卡地——电影《小小的我》的中，刘春和工作的咖啡厅就在这里取景。

坐标玉林，咖啡店“一介·巷子里”成为了最新的热门打卡地——电影《小小的我》的中，刘春和工作的咖啡厅就在这里取景。

实际上，这本就是一家特殊人群友好咖啡店。店内的扶杆上刻着盲文，并为社区内的残障青少年提供社会模拟实践的场所。

咖啡店背后的社区办公楼中，有一家从事“音乐治疗”的机构——成都乐聆公益发展中心。

2014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的DuDu和团队成员一起创立了成都乐聆公益发展中心，她们运用专业艺术心理干预手段为困境儿童及特殊群体提供服务。

观看电影《小小的我》，DuDu几乎从头哭到尾：“刘春和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生活是真实存在的，仿佛他就是我身边的某个青年。”

11年时间里，她服务过不同病症的青少年，看见了无数家庭是如何举全家之力托举一个“小小的我”。

2022年，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发布的《关于正式公布144项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价格的通知》正式生效，“音乐疗法”首次纳入四川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乐聆音乐治疗

我们和DuDu从音乐治疗工作聊到日常所见所闻，从电影聊到残障人士的情感与欲望，工作与生活。

聊天的过程也是不断自省的过程。

关于残障人士有太多的“不被看见”，我们凭空想象了一种残障人士的需求，以至于遮蔽了他们真实的表达。他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不断退出，退出学校，退出社区，退出社会生活。

借着电影的热映，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那些我们不曾看见的真实生活。

挺让人意外的，在关于残障人士的讨论中，情感与欲望似乎从未被提起过。

《小小的我》中有一处情节，女孩在房间中和刘春和讨论关于情感与欲望的话题。

尽管有观众认为这一情节没有必要、太过刻意。但在DuDu看来，残障人士的情与欲恰恰是应该关注的问题。

在乐聆，DuDu和老师们一直在用音乐的方式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进行性教育。

低龄的小朋友，会告诉他们怎么上厕所；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则帮助他们表达爱意，以及正确应对生理反应。

一名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在课堂上频繁触摸生殖器。

他脑子里没有社会规范的概念，意识不到别人的眼光，就觉得这样很舒服。

男生的家长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反应是，要不去医院给孩子打一针，让他今后不再出现生理反应。

看似有些荒谬的提议，DuDu倒也理解家长的担心：“家长也是害怕孩子这样被别人笑话、看不起，便想到了这种‘一次性解决’的方案。”

DuDu和老师与家长沟通，希望能选择更好的方式来帮助孩子。

老师们编排了一出音乐情景剧，十分夸张地将事情演绎出来。

“一定要夸张，因为用讲的方式，他们是听不明白，也听不进去的”，DuDu说道：“夸张地演出女生的害怕，演出旁人的惊慌。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哪些行为能做，哪些是不可以的。”

他体会到这个事情会对他人带来困扰之后，接下来就是告诉他解决办法。

《小小的我》中，雅雅与刘春和会探讨感情与欲望

同样，也是音乐情景剧的方式来制定规则——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可以，其次，必须关好门。

这位男生也会提出问题，奶奶在的时候可不可以，在学校午休时身边没人可不可以？

这时，老师会针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

老师会给出假设性的情景，比如问他：“我们现在在弹琴，你在弹琴的时候，如果手放在生殖器上，哪个手来弹琴呢？”

慢慢的，他开始理解，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在公共场所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告诉他，生理需求是被允许的，不需要完全磨灭它，找到合适的途径就好。”DuDu说道。

另一个方面是残障青少年的感情问题。

和特殊孩子们接触久了之后，DuDu发现，孩子们有感情表达的需求，只是处理模式比较特殊。比如忽然过来拿你的东西，或者摸一下你的头发，其实就是在表达自己的依恋与喜欢。

现阶段针对残障青少年的性教育课程是少之又少，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大众普遍的认知，会下意识地觉得生存与健康对于他们来说才是重要的课题。

但实际上，残障人士不是无性别群体，他们情感的需求需要被看见，被关注。他们尤其需要在最合适的时间接受性教育，这样既能减少误会的产生，也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融入社区，融入社会。

早在20世纪40年代，音乐治疗就在美国创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音乐治疗已经成为一门成熟完善的学科，世界各国随后也陆续建立起音乐治疗的科学方法。

DuDu的工作，就是以音乐的方式帮助特殊青少年在社交、语言、认知、情绪等方面帮助有提升，加上一些社会的适应性训练，让他们可以一步一步融入到社会中去。

孩子们在乐聆上课、学习，由成都市慈善总会支持 ©©乐聆音乐治疗

以孤独症为例，他们可能存在着一些语言障碍、社交障碍，或者有一些认知上的缺陷或局限性。

普通的课程对于他们来说效果甚微，这时，就需要为他们提供适应性的教学。

在音乐治疗的课堂上，老师会通过音乐游戏、音乐活动、音乐创作，找到一个孩子们参与意愿高、可玩性强且易理解的方式，帮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当中学习学会规范以及生存技能。

在社区公共洗手间，应该做些什么？

去商店买一杯饮品，如何使用手机进行支付？

在社区食堂打饭，是否需要排队？

孤独症小朋友喜欢结构化的模式，准确的答案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因此，老师们用音乐活动的方式将日常生活场景进行呈现，并把每一个细致的步骤编都成歌曲，编成情景。

孩子们在模拟的情境中，在音乐的环境制程中慢慢练习。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后，老师会带着孩子们走进真实的社区商店，或是特殊人群友好空间中进行模拟。比如去食堂打饭，去咖啡厅点单，去公共厕所中取卫生纸。

在DuDu是多年的观察中，特殊人群并没有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合理、合适的对待。

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注，也更多地集中在儿童、青少年群体：

“刚刚确诊，极度关心；学龄前的黄金干预期，一级关心；小学之后，普通关心；中学之后，不太关心。慢慢地，长大后，这些特殊人群好像就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成年之后，条件好一点的残障人士可能在某些医养结合中心里，受照料一辈子；条件差一点的，就在集中供养的福利机构生活。

残障群体全国人口占比6%，但其中大多数都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退出了日常的社会生活。

帮助他们学习照顾好自己，将来能融入社区与社会是核心。

从2020年开始，在成都市慈善总会的支持下，乐聆启动了“阳光蓓蕾”项目，培养孤独症孩子，去做一些音乐类的基础工作。

有研究发现，孤独症孩子绝对音感的比例，比普通人高4倍以上

“绝对音感是音乐学院的学术名词，就是说你在听到一段旋律的时候，能够马上知道它是什么音。他们有这样的天赋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发挥自己擅长的事情，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位置。”DuDu说道。

尽管成为音乐家的难度极高，但关于音乐的职业世界却是非常广阔。

比如基础的钢琴调律师，就尤其适合孤独症青少年，因为他们的听力普遍敏感，在听音量、频率、发音方位等方面，都比大多数普通人厉害。

加之重复的、精细的手工活，恰恰又是他们所擅长的。

不止调律师，包括录音师、编曲师等音乐相关的工作，部分高功能孤独症孩子通过系统的训练后也可以达到职业准入标准。

截至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成为了钢琴调律师——这意味他们有了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有了一个家庭之外的生活空间。

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孩子的同学中，恰好有残障儿童，小朋友应该如何与他相处？

DuDu的建议是，包容、尊重，但不用“道德绑架”自己。

“除了实在是身体行动不便，其实特殊的小朋友们并不会期待大家对他有特殊的照料，如果孩子班上有特殊的同学，给予他平等的尊重，给到一些宽容和理解就已经足够了。”

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

某外卖平台会提残障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匹配到特殊群体，平台会出现提示：“本单外卖由残障人士进行配送，或许时间会稍慢。”如果是你开门遇到这类骑手，给出什么反应是最恰当的？

在更广泛的生活中，日常的消费场景中，普通人应该怀抱一种怎样的期待？关心多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戴有色眼镜？关心不够，会不会对他们有伤害？

“有时间的话，可以讲一个辛苦了、谢谢。如果你没有时间，拿了外卖就关门也没关系，平常该怎么做就怎么做。”DuDu给出建议。

首先做到理解，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儿，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不至于惊慌无措。

当有了足够的了解后，在他们帮助，需要包容的时候，给出合适的帮助以及多一点包容就更好。

DuDu会想起自己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看见的一个情景：一名唐氏综合症的青年在机场里面当保洁。他动作很慢，慢慢地擦桌子， 慢慢地扫地。

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但没有人刻意优待他，没有人盯着他看，也没有人对他敬而远之。

这DuDu眼中的理想状态：“我某些地方可能会有点特殊，但是我取得了这个工作，我就是一个工作的社会人。我不需要你格外的去关注和优待，也不需要你的歧视和嘲笑。”

而学会正常地对待特殊人群，是我们每个人必修的功课。

新年伊始，成都的街头绽放了一朵又一朵寓意特别的苔花。

这不是什么特殊的新年装扮，而是一份关于帮助残障人士的文明公约——《苔花公约》。

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学校、兴趣机构还是个人，只要你以任何方式张贴或使用这枚“苔花标志”，即意味着你自愿加入《苔花公约》，愿意为残障人士提供公平的机会或力所能及的帮助，以此进一步促进残疾人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是电影中，刘春和在讲台上的台词。

希望苔花和牡丹都被看见的理想社会，离我们不会太远。

文丨嘻 排版丨阿乔

来源：成都儿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