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绍棠作为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而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誉。他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创作的洋洋600万字的乡土文学作品，不少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刘绍棠作为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而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誉。他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创作的洋洋600万字的乡土文学作品，不少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刘绍棠的曾祖父，那可是个赶大车的好把式，一辈子跟马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年轻时候在北京的大宅门里赶过轿车，那手艺，真是没得说，一鞭子下去，马车就像长了翅膀似的，飞也似的往前奔。到了中年，他发了点小财，便回到了运河滩上，置下了十几亩地，过上了田舍翁的日子。他心里头，总是默默地希望子孙们能从“诗书”里起家致富，可他自己却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一辈子也没摸过书本的边。
刘绍棠的祖父呢，倒是遵从了先人的愿望，读了两年书，也算是个识文断字的人了。可他骨子里头还是操着“赶车世家”的老营生，鞭子耍得那叫一个溜，车也赶得呱呱叫。他，有点自命不凡，穷讲究，喜欢穿长衫赶马车，这在乡里可就成了个不伦不类的人物，让人看了既觉得好笑，又觉得有几分敬佩。
到了刘绍棠的父亲少年时代，家里环境好歹是好了一些，他念了六年私塾，便怀揣着梦想，到京城里学买卖去了。而刘绍棠的外祖父，那可是前清的秀才，运河滩上有名的熟师，一肚子墨水，满腹经纶。少年时期的绍棠，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曾寄住在姥姥家，与表兄弟们一起，在外祖父的教诲下，沐浴着知识的雨露，茁壮成长。
刘绍棠，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蜚声文坛了，那创作风格，诗情画意的，让人看了就陶醉其中，被誉为“荷花淀派”的“掌门弟子”。新时期复出后，他更是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创作，构建起了他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让运河滩上的故事，像一股清新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
野台子戏，那可是绍棠最爱看的。那时候，求雨祈天、有钱人家做寿、打官司、赔情，都要唱戏。久而久之，运河滩上就出了几个唱京戏的“名伶”，那唱腔，那身段，真是让人看了就过瘾。村里农民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车会”，推着一辆经过装饰的漂亮小车，在锣鼓声中，走村串乡地唱起来。刘绍棠，还曾经是“小车会”的演员呢，演的是个花旦，那扮相，那唱腔，真是受人称赞，让人看了就忘不了。
京剧啊，分为生、旦、净、丑四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角色行当系统。这京剧行当对刘绍棠小说的影响可不小，让他的运河文学成了生、旦、净、丑表演的大舞台。他在这个大舞台上进行着“入行”和“出行”的创作，寻找着原型的地域化，发掘着运河儿女的文化性格。
旦行各分支在刻画人物的过程中，那真是形成了一种对比。正旦的稳重、花旦的活泼、小旦的纯真、武旦的刚烈、彩旦的丑陋，这种比照，一方面加强了各类人物的个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戏曲舞台人物的参差变化之美，共同构成了运河滩舞台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刘绍棠描写最多、最成功的，就是旦行人物了。旦行分为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等，这些行当的表现技巧，大多都被绍棠采用到了他的小说中。
刘绍棠“运河文学”里最叫座的人物形象，首先就是旦行中的花衫形象。她们饱经磨难，却有着顽强的生存精神，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悲剧。她们的性格，或狡黠、或直率、或奇特、或温柔、或苛刻、或痴情、或坚韧……鲜活生动，个性分明。但她们都内蕴着一种共同的道德精神，那就是多情重义。她们以这种精神，追求着自己的爱情与幸福、理想与未来。这是一群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也显示了刘绍棠善写女性的创作特色。
其次呢，就是生行中的武老生形象了。他们经历丰富，眼界开阔，是运河滩上钢铸铁浇的男子汉。作家将他们置于社会矛盾和伦理冲突的漩涡中，以犀利的笔触，拷问他们的灵魂，剖析他们侠骨中的“柔肠”。这使他们的形象由扁平变为立体，丰满而复杂。他们也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那就是豪侠仗义。他们以这种心理安身立命，打造着自己的人生之途。
不过，“运河文学”舞台上最为薄弱的形象，就是小生、邪僻丑和彩旦形象了。小生形象往往理想化，常有单薄、雷同之弊。但作为战争年代的青年革命者，或是建设时期年轻的沉浮者，他们还是体现着时代风云和时代特色的。而邪僻丑和彩旦形象呢，往往脸谱化、概念化，形象干瘪单一。但他们的丑恶可笑之处，也正是作家笔下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讽刺和批判。刘绍棠的运河文学，就像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了运河滩上儿女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在村里，刘绍棠能听到的音乐真是少得可怜。除了那唢呐声，就是“老道吹笙”的呜咽声，不管是红白喜事，还是婚丧嫁娶，总是那些三班五乐、锣鼓家什在凑热闹。可你别说，就是这些带着泥土味的艺术，给了绍棠极大的艺术享受。那些粗犷的旋律，那些热闹的锣鼓点，就像一股股清泉，滋润着他那颗对艺术渴望的心田。这些乡土气息浓厚的艺术，对他后来成为一个乡土作家，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刘绍棠后来有一段时间，主要是在城里搞创作。他的家就坐落在中南海西墙外的一个小院里，那院子简陋得很，几乎没有什么花草点缀，但有几棵高大的枣树，枝叶茂盛，像一把把大伞，遮住了半个院子。正是在这枣树下，绍棠埋下了他的心血的结晶品——第一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手稿。那部书，本来已经由一家出版社排字付印了，可谁曾想，残酷的风暴骤然袭来，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把这部著作也从上海刮到了北京。手稿和清样一并被退回来了，就像是被风暴卷走的落叶，又无情地被抛回了原地。
刘绍棠为了保存自己，也为了保存这部著作，他把手稿装进了塑料袋，随同那个邮稿来的木箱，一同埋到了枣树下。他挖了一个深深的坑，小心翼翼地把手稿和木箱放了进去，又仔细地盖上了土。他心里是多么渴望将来有启用之日啊，那可是他心血的结晶，是他对运河儿女深情的歌颂。
当风暴终于过去，他再去掘土取宝时，却发现那心雕的艺术群象早已随着运河的流水声，徐徐消失在泥土层中了。那手稿，那清样，都化作了泥土的一部分，永远地留在了那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绍棠的心啊，就像被刀割了一样疼，但他知道，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他只能默默地承受。
刘绍棠认为，社会主义的文学必须解决好题材问题，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他从回到创作队伍后，就决定把自己的一生一世用来歌颂生他养他的人民，写田园牧歌。他曾自豪地说：“我的每篇作品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总的精神是歌颂劳动人民，歌颂他们的美德。”他深知，劳动人民是最伟大、最可爱的，他们的美德值得他用一生去歌颂。
在题材上，刘绍棠从来没有什么苦恼。他说：“没什么不可以写，关键是怎么写，该不该写。”他从来不相信题材有什么大小之分，别人写某种题材打响了，他也不羡慕、不赶时髦。他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充满信心，耐得住寂寞。不管是写过去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现实，他都“不升虚火”，不从概念出发，不被某一种观念意识所束缚。他认为，图解的作品是容易失去生命力的，真正的作品应该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刘绍棠对语言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十四岁时，他听过何其芳讲《红楼梦》的语言美，至今仍然“念念不忘”。何其芳在报告里说，红学家俞平伯先生统计过《红楼梦》里人物对话情况，平均每人不过五句，每句不过七个字。这话像钉子一样钉进了绍棠脑子里，使他懂得对话语言一定要少而精。他深知，精粹的语言可以以少胜多，做到个性化。他曾十分感慨地说：“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之所以能写出人物和性格，全靠运用语言的功力。”
他看不得那些用学生腔写小说的人，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工农兵学商，千人一腔，全是说的作家加给他们的文诌诌的话。他认为，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处处图解作者的意念，不考虑人物本身要说什么话，不是从人物的性格需要来说话，闹得“四不像”，出现了一批大路货。刘绍棠的作品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他注重语言的运用，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让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他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运河儿女的悲欢离合，歌颂着他们的美德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打开刘绍棠的作品，第一印象就是：他的叙述语言很少有大段的纯主观抒情文字，而是多用比兴和夸张等富于形象性的语言。比如《蛾眉》里的那段描写，真是让人拍案叫绝：“这一方，上京下卫，小伙子娶媳妇难，难于上青天。花枝一般俊俏的姑娘，好比彩云追月，鸟飞高枝，不是心向北京，就是眼望天津；剩下不那么水凌秀气的柴禾妞儿，开口一要彩礼，也能把人吓出一溜筋斗。”
你看，这语言多么有趣！用“花枝”来形容姑娘的美丽漂亮，用“柴禾妞儿”来比喻农村姑娘的土里土气，多么生动形象啊！还有“彩云追月”、“鸟飞高枝”，这些比拟用得真是恰到好处，把俊俏姑娘选择对象时的心高、好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难于上青天”和“吓出一溜筋斗”这些夸张的手法，更是让人感受到了小伙子娶亲之难和“高价”姑娘漫天要价的可怕、可恶。这种夸张不仅活泼有趣，而且奇中显真，让人回味无穷。
说到刘绍棠的人物语言，那更是别具一格。老舍曾说：“对话是人物性格最有力的说明书。”刘绍棠深谙此道，他写人物对话很少用大段的、心理刻画式的语言，而是运用了“大量新鲜活泼而又具有个性”的“少而精”的语言。他认为：“没有个性语言，便没有人物。”
所以，刻画人物，首先应该依靠人物的性格语言。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加上作者不断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又善于观察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人所说的不同的话，所以他在创作中能全面地、透彻地了解、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他胸中有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从而写出了十分符合人物身份、经历、教养和性格特征的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这些语言就像是从人物嘴里自然流露出来的，让人闻其声如见其人，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效果。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