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音乐中的作家徐迟

摘要：以报告文学创作扬名全国的作家徐迟（1914-1996），一生与音乐关系密切。我为指挥家李德伦编过两本书，二书中都有徐迟的名字。《交响人生》一书中，有一篇李德伦等四人署名的文章，题为《音乐家的徐迟》；《忆德伦》一书中，收了徐迟1992年给李珏（李德伦夫人）的一封

徐迟

文 | 蒋力

以报告文学创作扬名全国的作家徐迟（1914-1996），一生与音乐关系密切。我为指挥家李德伦编过两本书，二书中都有徐迟的名字。《交响人生》一书中，有一篇李德伦等四人署名的文章，题为《音乐家的徐迟》；《忆德伦》一书中，收了徐迟1992年给李珏（李德伦夫人）的一封信。

徐迟与李德伦

1992年，定居武汉的徐迟在北京与李德伦夫妇、作曲家瞿希贤及曹石峻、钱挹珊夫妇有过一次愉快的聚会。聚会地点在和平里李德伦家，老同学瞿希贤就住在李家对门。

信中，徐迟从李德伦最近的演出，说到国外的大指挥家，竟毫无生疏感，最后说到他自己的人生观：“其实一辈子都干这个的，成了习惯，指挥一事在指挥家看来并不像一般观众所想象的那么累的。据说弗里茨·莱茵纳，这位全球闻名的了不起的大指挥，后来年事已高，登台便坐在一张椅子上，他手里的指挥棒有点发抖，他完全是眼睛指挥的，说也奇妙，他一使眼睛，这个乐团的声音便都出来了。意大利指挥贝里尼则指挥棒一举他自己首先如醉如痴了，他指挥时是闭着眼睛的，整个乐团受了他的影响，便仿佛众乐师都喝醉了酒似的。当他哼起了调子来，大家也都跟着唱，整个乐团融合无间。自然一点不会累。不过享受有时也很累人就是了，然毕竟是不同的。人要结实，不可空虚，只能在音乐中结实，就要不断的干，昼夜的干，我就采用此法，现在还打算用一个重负压在自己身上呢。”我们知道，李德伦晚年大多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指挥，也有闭眼指挥的时候。看来，老朋友徐迟提供的信息，对他晚年演出的被迫由站改坐，起了一定的提示作用。

徐迟不幸辞世后，李德伦、瞿希贤、钱挹珊、李珏四人联名（瞿希贤执笔）撰写了《音乐家的徐迟》一文，刊于1997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他们的相识，则要推到五十年前。1946年春，已是知名诗人和作家的徐迟从重庆来到上海，参与筹组上海音乐家协会，认识了当时还是上海国立音专学生的这四位。那时，钱挹珊、曹石峻的二人之家，犹如文化俱乐部，马思聪、丁善德、谭抒真及李德伦等人经常在钱家碰面。随徐迟一起出现的还有诗人袁水拍、翻译家戈宝权、名记者高汾和高集等人，他们的共同点是关心国内外大事，有进步倾向。那时李德伦即已阅过徐迟介绍西洋音乐的两本书。

30年代的播种人

《音乐家的徐迟》一文称赞：“徐迟是音乐园地里（上世纪）30年代的播种人，40年代的护花神。”

在南浔贫儿院的铜管乐声中长大的徐迟，听父亲用小提琴拉一些小曲子，听为合唱伴奏的风琴音乐。那时他已动念“跳槽”，去大城市学音乐。徐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参加过《弥赛亚》的合唱排练，还专门买票，去北京饭店听了一次《弥赛亚》的现场音乐会。与李德伦等人结识前，徐迟已撰写过一系列音乐家评介和音乐会评论文章，还完成了三部音乐著作的写作和修订。

听从友人金克木建议，徐迟在家乡中学教书的课余，开始写他的第一本书。他以1918年出版的奥林·唐尼斯（Olin Downes）的《音乐的诱惑力》一书为依据，边笔译边编写，完成了这本《歌剧素描》。书中介绍了威尔第等十余位西欧的歌剧作曲家。徐迟在序中说，丰子恺的《音乐入门》，是他的音乐入门书。丰先生声明自己是日本人大田黑雄的抄袭者，这也不足诟病。徐迟列数了近十年中国音乐界的沿革，从黎锦晖的《毛毛雨》到王光祈的著述，到口琴音乐、有声电影、爵士音乐，到黄自、萧友梅、周淑安、贺绿汀、金律声、马思聪、郎毓秀……虽有进步，仍觉可怜，因为人们太需要音乐了。徐迟还注意到，有些介绍歌剧的文章，如同讲义，不如“入门”“纲要”一类的文字读来过瘾。金克木的怂恿更是直截了当：“你应该写一些音乐书，你可以抄，参考书少，也不要紧。你可以说造书，因为不是中文抄中文。”徐迟承认，“造”的依据，大半在唐尼斯的那本书里，还有平时翻阅的几本。书的风格是轻倩的、故事的，不是沉闷的、论文的。他希望吹口琴的青年们，知道吹的乐曲是什么，更希望他们练起真正的乐器来。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书稿，给了徐迟买断稿费一百元，1936年出版。这几乎促使徐迟有志于去当音乐史的研究者和著作家了。很快，他完成了《音乐家及其乐曲》和《世界之名音乐家》，均在“商务”出版。而他译出的一本《歌剧史》，却不慎丢失了原稿。

编写《歌剧素描》的1936年，徐迟已与作曲家陈歌辛结为朋友，他俩在一起时，音乐是说不完的话题。那年4月14日，徐迟从南浔赶到上海，在“大光明”欣赏了上海工部局乐团的“贝九”音乐会，梅百器指挥，当晚的另一个作品是威尔第的《安魂曲》。比起几年前在北京听的亨德尔的《弥赛亚》，阵容更整齐，旗鼓更相当。徐迟激情难抑，连夜撰写评论《音乐志：上海贝多芬合唱交响乐演奏会纪事》，次日即刊发，其中不乏对上海人反应平淡的揶揄。

1939年，徐迟在香港的半岛酒店玫瑰厅，听了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那天香港大雨，而马思聪的琴声显得特别的柔和、温馨。最后一曲是马思聪自己创作的《一首民歌旋律的变奏曲》（后改名《思乡曲》）。这首作品给了尚不相识的徐迟以“灵魂的颤抖”。在重庆，他们很快就成了天天见面的知己。坐在乐队中间，听马思聪指挥中华交响乐团的排练，或是听他独奏，看王人艺或黎国荃指挥，都让徐迟有点得意洋洋。徐迟写过这样的话：“思聪的作品中，最受欢迎的是《思乡曲》。实际这只是他的《蒙古组曲》中的一个慢乐章。这个组曲的第一乐章气派雄浑，第二乐章有缠绵的柔情蜜意，第三乐章则热烈而欢乐。第一乐章给了他一种信心和力量，而第二乐章给他带来的是极大的声誉。思聪是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最纯粹的人。”

40年代的护花神

1940年，留学德国的姚锦新来到香港，徐迟在一个小范围的招待会上，听了她一个半小时的演奏，记住了她弹奏的贝多芬《悲怆奏鸣曲》那触键强劲、粗犷有力的演奏风格。姚锦新的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半岛酒店玫瑰厅举办时，徐迟在两家报纸上撰文评介。当有人认为这是“贵族音乐”或“音乐贵族”时，他迅即撰文《音乐的答辩》予以反击。

1941年纪念鲁迅先生逝世的晚会上，徐迟朗诵了鲁迅的《铸剑》。在前一年举行的鲁迅诞辰六十周年纪念会上，徐迟朗诵的是鲁迅的《立场》《聪明人、傻子和奴才》《我们要批评家》《从讽刺到幽默》和《现代史》。他还函约陈歌辛，为鲁迅的“惯于长夜过春时”诗谱写了男声合唱，用于萧红编写的哑剧《民族魂》中。这一次，徐迟不仅将《铸剑》全部背了下来，还大胆地为宴之敖（鲁迅的另一笔名）的几首怪诗作了曲，大声唱了出来，几次博得掌声。12月11日，在日军进攻香港的炮火中，马思聪、王慕理夫妇为徐迟夫妇和他们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场专场音乐会。曲目包括巴赫的《G弦上的歌》、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和《克来采奏鸣曲》、门德尔松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拉罗的《西班牙交响乐》，还有马思聪自己的《第一回旋曲》《第一奏鸣曲》《蒙古组曲》。

1943年初，徐迟在重庆看了新歌剧《秋子》的再次演出后，在1月24日的《新华日报》发表长达三千多字的文章。他对不理解歌剧的怪论予以了批驳，评论了作曲家黄源洛、戏剧家臧云远的功过，主要演员张权、莫桂新的造诣和艺术天才，还发表了他的独特见解：一切荣誉归于女高音歌手，女高音的歌声自由而愉快、如闪电与海燕之飞翔，总是在一切声音之上。

在《歌剧之为音》一文中，徐迟还提出一个观点：大凡歌剧剧本都是坏诗，也只有坏诗人写剧本，除了梅特灵克。后来他又进一步阐释：歌剧诗人，是最不能讨好的。最好的诗人，若写了歌剧诗谱（唱词），就会有可能变成最坏的诗作者。或许，这也是后来阻止他走近歌剧的一道屏障。

友人叶浅予、戴爱莲夫妇，此时都在国立歌剧学校任教。他们看见徐迟的《秋子》评论，想起他写过《歌剧素描》，建议他去歌剧学校教歌剧史和美学。徐迟到那里讲了歌剧学校开办后的第一堂课，参加了一次校务会，发现自己与校长王泊生的歌剧观完全谈不拢后，断然告辞。

1943年6月14日，徐迟的又一篇重量级文章《请静听：一个反法西斯的热情的乐曲——为中华交响乐团在它的三周年纪念时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列宁城）交响乐而作》在《新华日报》发表。对音乐格外敏感的徐迟注意到诞生在重庆的这个交响乐团三年来取得的成绩，也注意到重庆对于音乐的理解，还停留在以贝多芬为中心的时期。现在，面对肖斯塔科维奇，如同面对一个大奇迹。他说：“艺术是在现实的要求中产生的，中华交响乐团揣摩这个交响乐，必更甚于揣摩贝多芬，因为它是一首抗战的交响乐，是我们所饥求的题材。”

这时的徐迟，担任了郭沫若名下的大型季刊《中原》的惟一编辑，在墨西哥大使馆兼任中文秘书，从事着自己的写作和翻译。曾家岩五十号，是他常去的地方，徐迟在那里看到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大红花》和《牛永贵负伤》。他当场即感到，这是好极好极的创造，只要加上一个合唱队，便可成为像古希腊悲剧一样的高级的艺术形式了。同时，他也初步理解了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几天后，徐迟带了外甥女李润华去参加《新华日报》的晚会，再次欣赏了那几个秧歌剧，还和到场者一起扭了秧歌。

与此同时，马思聪指挥的中华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正在演奏马思聪的《蒙古组曲》《西藏音诗》和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于此前后，徐迟撰写的一些音乐评论文章陆续在重庆的报刊上发表。1944年10月19日，重庆各界集会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徐迟在会上朗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1945年初，徐迟参与筹办罗曼·罗兰纪念会，经他倡议，林声翕指挥中华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

上世纪40年代初，时为中学生的刘诗嵘，在成都一家租借图书的小店，奇迹般地发现了《歌剧素描》这本书。他说，这就是他的歌剧启蒙书。刘诗嵘、李润华结为夫妻后，都在中央歌剧院工作，请他们的“迟舅”写一部歌剧剧本，成了持续30年的话题。徐迟跟他们说：一部歌剧，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音乐主题作为酵母，全剧的音乐由此发展而成。”刘诗嵘认为，这是徐迟对瓦格纳“主导动机”理论的通俗化解释，他曾向歌剧院的作曲家黄安伦转述过这个见解，安伦说很有启发。刘诗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后期，歌剧院恢复生机时期，主持剧院工作的李凌也找到徐迟，邀请他创作歌剧剧本。徐迟真的交来了一个剧本提纲，竟是根据鲁迅的《铸剑》改编的，颇有些精彩甚至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个题材后来没有继续做下去，是一个遗憾。

在刘诗嵘看来，上世纪80年代初，总政歌剧团创演的歌剧《大野芳菲》（以美术家常书鸿为人物原型），是受了徐迟作品的影响的。上世纪60年代初，徐迟以常书鸿的故事写了小说《祁连山下》，《人民文学》发表时，编在“特写”栏下，1978年编入他的报告文学集，原稿中的尚达改成了常书鸿。当时在歌剧院负责剧目工作的刘诗嵘，就向徐迟提出请他改编为歌剧的建议。刘诗嵘说，不难发现，歌剧《大野芳菲》与《祁连山下》的故事内容，还是有几点相像的基因。这部歌剧的诞生，也许可算是稍微弥补了一点徐迟的遗憾。

作家（诗人）徐迟与音乐家徐迟的合二为一，是他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工作后，与总政歌剧团作曲家罗宗贤合作的《长江大合唱》。徐迟在回忆录《江南小镇》中说：“大合唱的前三章是《江源颂》《川江号子》《三峡之歌》，第四乐章一直没有写，稍后会写的。”我在《罗宗贤音乐作品选集》中看到，第四、第五章分别是《江南好》和《红日东升》，全曲完成于1962年。1968年罗宗贤去世。后来，严良堃看中这份曲谱，“因为乐曲的修改要等作曲家远在国外的女儿回来完成，从而使这一合唱作品久久地搁置了下来。”这是严良堃的原话，演出《长江大合唱》是他心中久存的愿望，没有如愿，成了他们共同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