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失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好友、国内知名纪录片导演任长箴看来，周轶君身上有一种“敢于失败的勇气”。任长箴曾执导多部高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成功带领国产纪录片进入大众视野。
失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在好友、国内知名纪录片导演任长箴看来，周轶君身上有一种“敢于失败的勇气”。任长箴曾执导多部高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成功带领国产纪录片进入大众视野。 周轶君第一次见到任长箴，就源于一次“失败”。2020年，周轶君拍了一部有关武汉疫情后的纪录片，因为在剪辑上出了问题，身边人建议她问问任长箴，说对方是纪录片领域的“老中医”。 在纪录片领域，周轶君称得上“新手”。她辨识度最高的身份应该是战地记者。 2002-2004年，周轶君作为新华社驻加沙的记者在战事纷飞的中东待了2年，且是那期间国际上唯一一个在当地常驻的女记者。 27岁时，她采访了当时世界上的头号恐怖分子——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 
说回纪录片“问诊”，俩人约在了任长箴家楼下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那天，周轶君因记错时间迟到半小时，风风火火赶来，任长箴的第一句话是，“你几点要去机场，你必须几点离开这个咖啡馆，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倒计时，我们的谈话时间是两个小时。”接着任长箴开始了对片子的“批判”，说周轶君的片子是“胡拍”，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 “她做这个采访、调查，跟拍摄对象之间的对话指向的是她得到了采访的答案，但这一切不指向得到一个完美的片子。” 任长箴告诉潮生TIDE。 为了解决周轶君的“胡拍”，任长箴让她来上自己的纪录片课。之后，两人开始了一系列合作，包括由优酷出品的两季谈话类节目《第一人称复数》。 事实上， 周轶君身上的这种“敢于失败的勇气”，反而让她在这几年的内容创作领域，像一匹黑马，名不见经传地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高分节目： 比如2019年8月推出的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第二季豆瓣评分高达9.4，被看作是一部“颠覆教育观的纪录片”；还有前不久屡上热搜的《第一人称复数》，也在11月推出第2季，被网友称为“24年最好的访谈节目之一”。 作为搭档的任长箴，行事谨慎，喜欢提前规避麻烦，拍了20多年片子，她知道怎么做是准确的、专业的、效率高的。但周轶君“非常大胆”。 在任长箴看来，周轶君的诸多想法“就是奔着失败去的”， 比如想在夜晚的森林里，背着摄影器材上山航拍。“我属于天马行空，她属于坚持原则，她经常能够把我拽回来”，周轶君这么形容俩人的合作。 但任长箴不是每次都能轻松说服周轶君，就算她说“有坑”“有问题”“不要踩”，很多时候周轶君还是一股脑往前冲，“有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感觉”。 在周轶君看来，失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有过错，我有挫折，有做得不好的，有你说的踩坑，甚至就直接是被人坑了，都有，但你必须经历这个事儿。 “周轶君记得在《第一人称复数》第二季第六期中，她们曾谈到一个观点，就是不能剥夺别人失败的权利与自由。“我们一辈子能趋利避害，这不可能的，越早失败越好，踩坑挺好的，到坑底你也就踏实了，不知道后头什么事就是什么好事等着你。” 任长箴和周轶君合作拍摄《他乡的童年》第二季，过程中很多选题在任长箴看来就是没意思、没张力、不刺激，甚至在盯着显示器的时候还在想“这有什么可拍的？”但十分钟后，她发现故事在往有意思的方向发展，一个小时后，甚至到了另一个局面， “可能是我的偏见，或者是我的一些经验主义会使得我没有冲向那个结果。”周轶君的闯劲儿反而给她带来了新的可能，“你会发现也有一个海阔天空的世界。” 任长箴说。 这也是为什么任长箴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和周轶君合作，“其实不是她来邀请我，是我很幸运居然遇到了她，甚至可能说我一直在等这样一个人出现。” 
周轶君的勇敢吸引了包括任长箴在内的各路优质资源，愿意在周轶君进行新尝试时给她支持。 比如《第一人称复数》录制期间，有前央视资深主持人张越，在周轶君接不上或是忘掉一些流程时帮她托底；12月中旬，曾经想过要当一位女相声演员的周轶君也得到了机会，在德云社讲一场相声，而捧哏是作家马家辉。 几年来，周轶君始终在用不同的媒介去表达，去记录，一系列的尝试满足了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而她对这个世界的勇敢探索与对求知的执着，也激励了很多网友，甚至称她是“中女偶像”。 但没想到， 身份的不断转变也成了困惑她的一件事，“别人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扎的很深，我老在换，浮皮潦草的。” 她甚至因为自己没有在一个领域内深耕感到惭愧和焦虑，“比如某些东西我知道一些皮毛，节目里我也能说出一些东西，可能某一个深耕这个领域的就会笑了，说你说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这种担忧在录制《第一人称复数》的时候更甚，节目请的嘉宾大多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万一自己说错话了怎么办？ 她的焦虑被任长箴看出来了，觉得她对文化过于崇拜，“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在他们的领域很了解，你还会说阿拉伯语，他们会说吗？”她觉得周轶君和自己的追求是一样的，都在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向更多人解释这个世界。 只不过，自己是用片子来解释，而周轶君是用采访、写作、语言输出来解释， “她是一个多专业的人，而我是拿一个专业来解释这个世界。” 尽管“有没有深耕”这一困惑还藏在周轶君的内心深处，但她现在已经短暂地忘记了这一困惑。她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未来争取每年拍摄一部纪录片，并且把《第一人称复数》继续做下去。再之后，她想要一个更多的自我空间，比如一个人背个相机出去，深耕摄影。 以下为周轶君自述，经整理发布——
挺惭愧的
我是一个心有点浮躁的人 有没有深耕这个问题，其实是前两年挺困惑我的一件事。就是羡慕别人，看某一个人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就觉得他很厉害。 中东是我原来一直研究的，我对它有很多亲身的体验，写书什么的。我到现在也很关心中东的事情，但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中东问题的专家。 专家是在某一个非常细的分类里，垂直关注的非常深的。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是研究美国历史的。我有一次跟他聊，说你能不能聊中美关系，他说那我可就越了界了，这个泾渭是很分明的。你了解一个领域，你就不能跨那个领域去，你可以去了解别的领域，但要公开发表什么，他们就会有所忌惮，觉得我不该这么跨界，都很清醒。 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都试，什么都成，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对自己不太满意，觉得如果我能够深耕于某个领域，心里会更安宁一些。 我是一个心有点浮躁的人。 我关心很多别的事，关心文化的东西。可能在哪一个领域都不是很深耕，都是很泛泛地知道一下。 你想我们节目（《第一人称复数》），可能我上一集还在聊京剧，下集要去聊古典音乐了，后面我们去聊有机农业的种植，第一季还有人工智能，全是跨越非常大的东西。 
越泛泛地了解一些东西，我越对没有对深耕这件事情感到惭愧和害怕。比如说对某些东西我知道一些皮毛，然后在节目里面大家一说起来我也能说出来一点东西。可能某一个深耕这个领域的可能就会笑了，说你说的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也有这种担忧。 录制《第一人称复数》之前，很长时间我都在做准备，把这个嘉宾我能找到的所有东西，不可能全看完，但要理解他基本观念，他的最新的观点，他说话的风格，说话的感受。 尤其我要跟像徐小虎老师，她是讲画，或者我要跟一个音乐家聊天，这些我不了解的领域，我就会感觉特别无知。 导演（指任长箴）经常批评我，说不要对文化过于崇拜，你不要这样想，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在他们领域很了解，你还会说阿拉伯语，他们会说吗？ 她是在帮我调整心态，希望我不要因为这个而感到过于紧张。 我刚遇到导演的时候也说过，觉得挺惭愧的，别人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扎的很深，我老在换，就是浮皮潦草的，我挺痛恨我这种转换的。她跟我说，也许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这种转换，有的人可能就是深耕型的，有人是更广泛的，可能你就是第二种人，你不要纠结做第一种人。 说起来和环境的变化也有关系，比如做国际新闻记者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就是干国际新闻的，可能就钻研这个了，甚至跑去英国念了个国际关系。我也很喜欢，每天跟别人聊这些，好开心。 可是咱们现在媒体上你能看到多少国际新闻报道？大家都很碎片，大家对外面的世界有那么大的兴趣吗？也未必。所以可能你想深耕的东西，也不一定有这个契机能让你继续做下去。 但是这些东西在我心里也没有说就死去了，它还是在那里的，它会支撑我去关心别的东西，所有的文化到最后跟历史有没有关系，所有的历史最后跟科技有没有关系，所有的科技跟地理有没有关系，都是一张网，都是在一块的。 我可能就是一个兴趣点比较多，在很多地方都不能够深入，这是我很惭愧的事情。但是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做了我现在的这个事儿（指拍《第一人称复数》）。 我不喜欢重复 我们这个节目是个智性节目，如果有可能跟旗鼓相当的（人）有这种聊天、碰撞，今天我可能跟你聊天，我会觉得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是这么看的，你这个话可能触碰了我另外一个问题，我要去想另外一件事，在自己的头脑当中有新的打开，我觉得很有收获。 不得不说， 作为这个节目的发起人、主持人，我没有觉得自己做的很好，它没有一个指导手册， 一、二、三、四你就会了，你得去做、体会它，我现在还在学习和感受中。 我们第一次开策划会的时候把张越老师请来了，因为张越老师好多年前就做过这种谈话节目，说一定得让张越老师说说做这样的节目坑在哪。特别巧，任长箴是好多年前做实习生的时候，跟着张越老师拍过片子。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是需要张越老师帮助的，第一场录的时候我就深刻感觉到了这种帮助，只要有张越老师在我就很放心。 我们第一场录的是瞬息全宇宙， 张越老师下来跟我说，你作为一个主持人，要在有些地方给大家说明这个东西是什么，片子讲了什么等等这种说明性的东西。 她觉得我没做，所以都是她做的。她心里面会特别清楚一个节目呈现的时候需要什么，她脑子里就是一边在录节目，一边就在编片子了，我这个方面就差一点，没有这个经验。 
之前做节目人家说我话少，虽然我自己不觉得，但是我就想为什么话少？ 我这个人本质上特别不喜欢重复，不喜欢重说话，也不喜欢重复去做一些简单的事儿。 可能对于这个节目的观众来说没听过，其实我也在说服我自己，有时候你也可以再表达一遍。 我属于天马行空，导演却非常有原则，有自己的一套判断。她不是特别爱找大家已经见得比较多的嘉宾，我们新面孔挺多的，当然也会找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但是她在我们的节目里会谈出一些新的观点、内容。 我们没有常驻嘉宾，一直是在想有什么人是比较适合这个，或者是适合这个嘉宾，是这样重新去组搭的。但要找到对的人，这个是最难的事情。我们想到了某一位嘉宾，一定是被他的某种特质吸引了。没有嘉宾好不好的问题，咱们又不是高考、选员工什么的，有一个什么标准在那。 首先我把这些嘉宾请来，是真的对这个人感兴趣，还有你问的问题，就真的困惑的问题。 另外，我自己是一个女性，所以会更多看到精彩的女性，我们这也会有女性的素人嘉宾，也说得很好。 作为语言类节目，我们特别在意嘉宾语言的新鲜度。我们第八集有一个女孩自己去中东，她说得特别好，你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这类表达）。有的嘉宾可能在其他场合聊过很多，比如戴锦华老师谈电影、女性比较多，但是在我们这一次谈一些跟传统文化有关的东西。也有的嘉宾跟不同嘉宾会碰撞出新的东西，比如罗新老师和西川老师，他们俩碰在一起就会出现非常有意思的化学反应。 但有时候导演的原则过于严了，觉得（嘉宾）两个人性格截然相反，你邀请这两个人会不会聊得不好，就被否定了。 但当我们别无选择的时候，我说这事你听我的吧，就试一下，她说那行吧，那你试试，结果可能还好。 比如李敬泽（作家，《第一人称复数》第二季第二期的嘉宾），我特别喜欢。导演、同事因为不了解，对我这个选择也很惊讶。我说这个应该他聊，就请了他来，最后他跟王珮瑜配的挺有意思。 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这个节目没有什么金句，但全都是养分。”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我们只能是按照自己认为的去做。 从做纪录片到现在，对我来说能有所获得，有解惑，让我觉得开心或者兴奋的东西，都会得到更多人的反馈，我相信这一点。
失败的自由 我上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数学很差，但我看到别人数学考第一名第二名，我也想（考），那纯粹叫嫉妒。所以我没什么目标，有目标纯粹是这种玩意。 我现在希望每年可以拍一个纪录片，再就是把《第一人称复数》这个节目做一季、两季的。但是我有点恐惧，你说拍纪录片还有个头，你（拍完就）拍完了，但这节目还得往下做，后头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也不去想了，只能说现在能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做，就踏踏实实把它做好。 说实在的，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可以在二十多岁特别想闯的时候，能做一个战地记者。 有点小伤，没受什么重伤就回来了。这是我特别大的一个梦想，竟然做到了，没有付出巨大的、不可挽回的代价。 
然后你还有机会到别的领域去，这些领域都是你感兴趣的。而且在当中还有很多的成长，我现在每一次跟嘉宾聊天，之前参加谈话节目也是，这些人都是在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人，不管是素人还是名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见解，你跟他们聊天、接触，是特别宝贵的成长机会。 从记者到做纪录片，我也有过挫折，有做的不好的，有踩过坑，甚至就是直接被人坑了， 但这个事最后变成了另外一件非常好的事的开端，你不知道在这个事件里面认识了谁，或者最后开启了特别好的事。 节目（指《第一人称复数》）第六期谈到一个观点， 就是你不能剥夺了别人失败的自由，失败是非常重要的事。 张越老师说，我做这件事的时候就算把这些都避开了，下一件事它还会来找我，你不能绕着这个苦难走，说得多好。 第一手的东西对你的成长是非常巨大的帮助，这种体验慢慢会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十九年前，离开加沙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有些东西会在心里会沉淀下来，它会变成一种力量，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个东西它是说不清楚的。但是你自己会知道的，或早或晚你会知道的。 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一个人的成长是来自于你独立面对一些事，独立面对、独立解决。 我们做记者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人，后来做了电视节目，一个人的机会比较少，但是我很珍惜一个人去现场去体验的感受，你跟世界有一个独自面对的交手的机会，我觉得这非常宝贵。 我最近常常翻有一本书叫《世界》，作者是英国一个记者莫里斯，她已经去世了，原来是一个男记者，后来变成了一个女记者。她那个年代，在二战以后挺黄金的几十年，全世界都走遍了。 一开始看到这个标题，觉得这个人写这本书好臭屁，现在谁没去过哪？你翻开小红书也好，什么也好，到处那些人，大家都去过这样那样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但是你在一个地方，你自己的经历，你的所得所获，其实可以完全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体验是你自己的，你分享出来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会有一点东西保留给你自己。 我不是有孩子吗，我最享受的就是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全睡了，我一个人可以在那写点东西，看点东西什么的，我觉得就很开心。我现在的工作性质也是，因为现在你做的是视频节目，不管是拍纪录片还是做这样的节目，你其实必须是依靠一个团队，就一大群人在一起，不是自己过去背一个包就能去的了。 我常常跟我们团队的人说， 等我退休了，我还是要一个人背个相机出去，我要回归到那个状态，可能深耕一些摄影， 但我不知道，到时候这世界还有没有这回事了。
来源：梦城娱乐
免责声明：本站系转载，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