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父亲天然遗存的相册里，有两张《大庆战歌》摄制组与王进喜及大庆工人的合影。这两张照片拍摄于1966年，距今快近一甲子，照片上的人大多已离世，而这照片背后的故事，不仅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还有多种史料相互印证，展示着父辈们与一部主旋律电影的一段渊源。

（作者夫妇分别为上海安恒利扩声技术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在父亲天然遗存的相册里，有两张《大庆战歌》摄制组与王进喜及大庆工人的合影。这两张照片拍摄于1966年，距今快近一甲子，照片上的人大多已离世，而这照片背后的故事，不仅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还有多种史料相互印证，展示着父辈们与一部主旋律电影的一段渊源。

图|1966年，王进喜（二排右三）、张骏祥（二排右二）、天然（二排右一）、孙永平（前排右一）合影

01

特殊而光荣的任务

1965年春，父亲天然所在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承接了一项特殊而光荣的任务，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大庆战歌》，由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的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领衔，与导演天然、副导演孙永平，还有摄影师、制片人等全套人马，赶赴大庆，进行实地拍摄。

海燕厂是上影下属的两个故事片厂之一，也是国内故事片生产的重镇。出品的许多优秀故事片广受欢迎，如《林则徐》《聂耳》《李双双》等。1958年曾拍摄过不少“艺术性纪录片”，在大量采集先进人物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除了极个别的让原型直接上银幕外，绝大部分还是按照故事片的创作方法，编好故事，由电影演员扮演。《大庆战歌》则是根据纪录片的创作要素，现场真人真事的拍摄，但又要融入故事片创作的优点，使纪录片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这对于习惯拍摄故事片的主创者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也是海燕厂第一次接受这样特殊的任务。

这项特殊任务的提议者和推动者，是周恩来总理。纪录片《大庆战歌》源自一部彩色故事片的创作。1964年下半年，海燕厂酝酿创作一部反映大庆英雄艰苦创业的故事片，以配合正在全国开展的“工业学大庆”运动，片名定为《油田颂》。翌年初，上海市电影局将这部故事片列入海燕厂当年的创作计划，并组成作家魏钢焰，海燕厂编剧王苏江、叶丹，导演张骏祥，大庆油田宣传部长等五人的创作小组，计划很快就得到中宣部批准，被列入“重点影片”。元旦刚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油田总指挥康世恩先后就剧本创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1月2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与刘白羽等有关部领导谈1965年影片生产问题，张骏祥也参加了。会上，总理特别讲到《油田颂》的创作，他指示说：“首先下去生活、劳动，观摩大庆工人的演出，先拍一些纪录片”，“可以考虑拍一个粗的、局部的，然后再搞一个细的。纪录片粗一点不要紧，只要把大庆的精神和劳动介绍出来”。周总理非常强调要从生活中提炼出“大庆精神”这个主题，以避免流于主观先行。要“调一批人先下去，下去生活，以纪录片为副产品”，“也可以在当地发现人才”。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为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的诞生作了引导，也埋下了伏笔。

02

立即上马的纪录片

肩负总理和部领导的殷殷嘱托，张骏祥一行一到达大庆油田指挥部所在地萨尔图，就开始走访钻井队、炼油厂、设计院，还有“干打垒”的居民点，广泛接触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职工家属，搜集到的素材记了一本又一本，仅张骏祥的工作笔记，访谈实录就记满了厚厚三大本。这些取自第一线的鲜活生动的材料，构成一部故事片，已经足矣。但是，故事片剧本的创作很快就搁浅了，纪录片取代了原先的故事片创作计划，从先行一步的“副产品”变成了立即上马的主攻产品。

图|1966年，王进喜(右二)、天然(右三)、张骏祥(右四)合影

1965年春节刚过，上海方面根据周总理的意图，提出先拍一部“艺术纪录片”的想法，按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的话说：“一天到晚讲大庆好，但拿不出形象的东西来不行，能搞出一部纪录片，政治意义很大。”他还要求创作组增强信心，“不要过多顾虑补拍问题（非即时现场实录，而是事后还原历史场景补拍），反正是反映真实，这种片子与新闻纪录片不同” 。这里所说的“这种片子”就是《大庆战歌》采用的“艺术性纪录片”的形式。

上海的主张很快就得到北京方面的赞同。3月初，创作组接连得到康世恩、刘白羽两位副部长的指示。康世恩就故事片、纪录片提出许多设想，对故事片只谈了总体框架及要求，而对纪录片设想很具体，既阐明宏观主题思想，要反映“大庆从没有到建成，如何体现了主席思想，走办石油工业所走过的道路”，又谈到分段内容、每段重点与所要体现的精神，指导得非常具体且有可操作性。刘白羽侧重布置具体工作安排及“战前动员”：“明确不急于搞故事片本子，先集中力量搞好纪录片”，他叮嘱说，这是“总理一再强调的深入生活的一种方法”。刘白羽还给创作组定了一个时间表：“故事片今年基本定稿；纪录片今年开拍，明年春天完成”，并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成功，路子是艰苦的，但困难总可以克服的。要有信心，两年三年，仗打不好不下来”。刘白羽重申杨永直关于允许“补拍”的意见，他说，“战争纪录片都是重（补）拍的”，“不考虑关于新闻纪录片不许重（补）拍的规定”。

至此，周总理极为重视的深入生活，先拍纪录片的指示得到了落实，原先的故事片《石油颂》剧本创作组扩大为《大庆战歌》摄制组，一部还原“石油大会战”历史场景的“艺术性纪录片”扬鞭跃马，挥师出征了。

03

在“铁人”身边的日子

作为《大庆战歌》的现场执行导演，父亲天然随摄制组到达大庆的时候，那里还是冰雪未融的早春时节。在春寒料峭的日子，摄制组目睹“铁人”王进喜和工人们按照电影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再现当年石油大会战的情景，他们的内心被震动了。这些拍故事片的行家里手，一边听工人们讲述当年的真人真事，一边编写纪录片脚本，边学边拍。那些原本不是故事片的题材，经工人们和电影人的共同创作，呈现在银幕上，既真实可信，又感人至深。

与王进喜初见面时的情景，父亲在20多年后还记忆犹新：“王进喜很朴素，很朴实，很直率，毫无掩饰。平时穿的衣服上都是泥浆，我们叫他‘铁人’，他也不太愿意，说，‘我不姓铁’。第一次见面，中午吃饭的时候拿出很多馒头，有的掉地下，别人不敢吃，王进喜拿起一个这样的馒头就吃了。”

摄制组所见所闻，有许多“铁人”的故事。最打动人心的是王进喜带头跳入泥浆池去搅拌泥浆的故事，在缺少搅拌机的艰苦条件下，这些石油工人用血肉之躯，为钻井送上必要的泥浆，保证机器正常运转，为的是早日见到“黑金”喷涌。“搅拌泥浆”的场面成为《大庆战歌》的经典镜头，也是“铁人”王进喜留下的“绝唱”。

在大庆拍片的日子，无论是钻井工人，还是职工家属，他们用身边事、平常心展现的家国情怀，让摄制组几乎每天都会有收获。走到哪儿，都有值得摄入镜头的一点一滴闪光的故事。比如，在被服厂，他们看到每一件工作服都打满补丁，平整消毒后发放给工人继续使用。在国家经济遭受严重困难时期，这个厂为国家节约了棉布90万尺，棉花30万斤。镜头面前的被服厂女工“演”着自己日常的工作，自然又自信。正如父亲所说：“他们的故事也不是什么悲欢离合，但就是那么一点一滴，就很值得我们歌颂。我们在大庆一年多，工作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学习了不少东西，大庆精神对今后拍故事片也有很大帮助。”

每当回忆起在铁人身边的日子，父亲总是非常感慨地说：“当年石油大会战的情景，只能用‘惊天地，泣鬼神’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那不亚于一场激烈的战斗。”

04

重压之下的封镜

《大庆战歌》开拍的时候，文艺界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特殊时刻。继北影厂的《早春二月》和海燕厂的《北国江南》两部影片在全国范围内被批判，又一大批电影被列入其中。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和陈荒煤被作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电影界开展以肃清“夏陈路线”为号召的批判运动，势头越来越猛。作为中国电影发祥之地和左翼电影的重镇，上影自然也成为运动的“重灾区”。身为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又是老电影人的张骏祥，很难幸免。父亲虽是1941年参加新四军的“老革命”，但在进上影后不久，就被组织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师从苏联著名导演伊凡诺夫，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学院派导演”。在中苏关系交恶、反修调门日益高亢的环境中，这样的履历也有挨批之虞。可以说，《大庆战歌》的拍摄，伴随着文艺界大批判的不断升温，在重压之下艰难前行。

图|《大庆战歌》海报

还在1965年3月初刘白羽副部长的动员讲话中，就提出要传达夏衍、陈荒煤的检查，结合批“夏陈路线”，要改变创作的“老路子”，闯出一条“专业、业余、群众”“三结合”的创作道路。

《大庆战歌》开拍后，在面对初次尝试拍摄纪录片种种困难的同时，还不断地在内部开展思想交锋，把“故事片创作思想”视为阻碍“三结合”创作道路的“旧意识”，时时反省批判；还有人再度提出“导演中心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高度警惕。

进入1966年后，摄制组不断接到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指示，一面是日益紧迫的完成任务的指令，不能丝毫延宕；一面是要紧跟大批判的节奏，不能落后半步。如此的两面出击，对摄制组造成的压力，既有来自工作的，更有来自政治的。

在日趋紧张的政治环境中，张骏祥本来是领衔导演，理应是摄制组的负责人，但组织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力，以致工作很不顺手，很被动。他终于按捺不住，在3月12日的党员组织生活会上，吐露了心里话：“个人有些苦恼，一是影片质量不理想；二是剧本不能说服人；三是有些会是不可少的，但我一说要开会，好像就不该。我也不知道我能召集哪些会，不能召集哪些会。‘镜头会’是否我主持，我也不知道。我从未自己召集过会，都是通过徐进（支部书记），但好像意见很多。怎么办？”

到5月中旬，“文革”大幕正式拉开，摄制组也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上海市电影局和海燕厂不断传来有关运动进展的消息，要求摄制组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文艺黑线在厂和局里的“代理人”。摄制组必须响应，就地写了许多大字报，贴满了他们的会议室，还贴到了走廊上。各种学习会也充满火药味，针对张骏祥与天然的意见最多，“帽子”满天飞。这时的张骏祥工作笔记，除了记录上级传达的会议精神和各方面对样片的意见外，开始大段地草拟“自我检讨”的发言稿。

尽管在如此的重压下，张骏祥和全摄制组仍然坚守职责，不忘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交办的任务，深知宣传大庆精神是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他们背负压力，迎着困难，在大庆油田党工委和工人们的支持下，终于在7月封镜，8月赴北京送审。

05

无言的结局

1966年9月21日晚上，石油工业部康世恩副部长、文化部赵辛初副部长陪同周总理和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陶铸审看《大庆战歌》。那天晚上，连着放了几部电影供领导审看，到午夜11点才轮到放映《大庆战歌》，周总理、陶铸一直看完，并当场发表意见。领导们总体是满意的，肯定这是部好片子，很感人。主要问题是片子太长，解说词太多，要大大删减。周总理说，“要删减百分之四十”，去掉“文化大革命”声讨黑帮的场面，大字报的镜头也不必很多，表现72家大庆式企业的段落也要删去，但“删减之后还得突出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总理的意见得到部长们一致赞同，都认为“不一定要表现‘文化大革命’”，影片截止到1965年止。

按照周总理和部长们确定的时间，《大庆战歌》在国庆前后修改好公映。但“文革”形势的发展没有给这部电影留有任何一点修改的时间和空间。摄制组一回到电影厂，立刻被卷入大动乱的漩涡中，身不由己。而审看电影那天，江青、张春桥在看完前两部电影之后，到放映《大庆战歌》前退席。尽管无法考证是否故意为之，但只要没有他们的过目，任何一部电影都无法登上当时的银幕。就这样，一部“主旋律”电影被打入冷宫，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里，了无声息。

图|影片《大庆战歌》中人拉肩扛的画面

1977年，“雪藏”11年的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终于与全国观众见面，当年摄制组和大庆工人们的辛劳与汗水终究没有付之东流。《大庆战歌》纪录了一段历史，反映了一个时代，它已经成为后人了解新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工人阶级奋斗历程的珍贵影像资料，而它背后的故事，也让我们重温父辈们书写新中国电影史的无比艰辛、坎坷与无上光荣。

来源：近代史飙车一点号